面对千头万绪、上下摆烂的大明,各方利益群体,皆存有自留地的现象,以确保既得利益稳固,崇祯皇帝所能做的,就是相互制衡,利用皇权自带的优势,去一点点的打击。
和祖大寿、吴襄他们的交谈,崇祯皇帝觉得自己掩饰的很好,并没有叫他们觉察到,自己日后要除掉辽东将门。
在这水较深的三大营,先叫祖大寿他们充当鲶鱼,以减轻国朝不必要开支,崇祯皇帝觉得很有必要。
离开神枢营右哨驻地,崇祯皇帝将随驾的王在晋留下,跟在京营任职的那帮勋戚,好好交流一番,以起到敲打作用。
“王伴伴,李如桢那边,招了没有?”
回乾清宫的途中,崇祯皇帝皱眉道:“另外李家那边,所查抄出的家财,包括隐藏起来的,都查明没有。”
作为袁案衍生出的一案,所谓抗税案,被杀的都是些小鱼小虾,真正的大鱼,被崇祯皇帝秘密扣押起来。
就李如桢先前在辽东所牵扯的事情,在天启朝那般被轻拿轻放的冷处理,要说在这背后没什么猫腻,崇祯皇帝打死都不相信。
已故宁远伯李成梁,多次出镇辽东,那李家的底蕴就不简单。
甚至在崇祯皇帝的心里,都已经笃定,所谓辽东将门的前身,其内部话语权,都掌握在李家手里。
要不是李如柏、李如桢哥俩不争气,最后都是因为贪生怕死,在一些关键时刻,坐视建虏八旗肆虐,不出兵驰援,间接导致大明在辽东蒙受损失,最终都先后被带回京城论罪。
这样的一种情况,致使李家在辽前出现真空期。
若非是这样的话,恐以祖大寿为首的祖家,也不能扛起辽东将门的大旗吧。
毕竟祖家真正在辽前崛起,也是靠着李成梁坐镇辽东时,被提拔了相应的官位,才得以积攒起浑厚的底蕴。
“李贼招了一部分,然事态要比预想中的严重。”
王承恩微微欠身,皱眉道:“皇爷……李家可能暗通建虏,甚至与八大贼,还有着不清不楚的联系。
当前内厂这边,对扣押的李贼等,正在加紧进行审讯,力求在最短的时间,撬开李贼他们的嘴。
针对李家的查抄,一直都是在秘密的进行,仅时下的查抄才不及半数,记档的银子、田产、珠宝古董等,就超过四百万两银子。
至于可能存在的隐藏家产,李贼他们还没有招出,奴婢会……”
“没成想在天子脚下的京城,还潜藏着个家贼硕鼠啊!”
崇祯皇帝神情冷然,打断道:“方正化他们回来之前,内厂要把案子办好,当前的朝局动**,所以没人有心思和精力,将事情放在李如桢他们身上。
不过等到朝局明朗以后,那就又不一样了,朕不想在此事上被动,王伴伴应该清楚怎么做吧?”
“皇爷放心,奴婢定办好此事。”
大明国朝的财政收入,受上下摆烂、吏治腐败的环境影响,财政赤字是累年递增,这造成一种假象行为。
大明治下极度的缺银子。
可事实上果真是这样吗?
受贸易顺差的整体影响,纵使大明多数是明令禁止下海,然东南沿海地带的各方利益群体,勋戚、权贵、官绅、地主、海商等,都是无视这些政策的,一直在偷偷的对外进行贸易,每年都有不少白银流入。
这一代,一代,又一代,仅凭瓷器、丝绸、茶叶这三类海外追捧之物,谁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银子,流入到了大明。
‘这李家都能积攒这么多家财,只怕八大晋商那边,情况就变得更不一样吧。’吩咐完差事的崇祯皇帝,神情凝重的暗道。
‘扎根山西,背靠张家口堡,以钱财开路,借大明行经济制裁便利,秘密从事走私销赃贸易。
纵使行贿要花费不少银子,就八大晋商的家底,也绝对比时下的内帑厚实的多,这大明开眼的事情,可真是不少啊。’
虽说崇祯皇帝不愿承认,大明摆烂的程度,远比自己预想的要严重,不过事实胜于雄辩啊。
一个个表面哭穷,可实际上却富得流油。
这到底是道德的扭曲,还是人性的堕落呢?
文武失衡的政治生态,伴随时间的推移,导致诸多弊政和毒瘤形成,这不管从哪一方面看,都是皇权被削弱的体现。
类似明末出现的事情,若是敢搁到明初,仅太祖高皇帝他老人家,都必然会杀个血流成河,剥皮填草都是轻的。
点天灯,凌迟,车裂,腰斩……那都能变着花样使出来。
回到乾清宫这边,崇祯皇帝收拾好心情,既然摆烂已成事实,那他所能做的,就是一步步的拨正。
切忌心急。
切忌贪多。
大明现存的弊政和毒瘤,颇有盘根错节之势,将各方势力牵扯其中,似快刀斩乱麻之举,已然是不适合当前国情了。
连震慑各方势力的强军,都还没有真正的练出来,就大搞变革,大杀贪官污吏,搞的人人自危,那大明的皇帝,还是尽早换一位的好。
“皇爷,这是司礼监所收奏疏,其中周枢辅亦呈递的有。”在崇祯皇帝回到东暖阁,早就恭候多时的韩赞周,就捧着一摞奏疏,禀明给自家皇爷。
“朕就不看了,即刻移送到内阁去吧。”崇祯皇帝开口道:“叫韩爌他们,尽快拟定票拟,呈递到司礼监这边。”
“喏!”
看来周延儒已联系到朝中官员,将自己先前所定责任制,以奏疏的形式,准备展开相应的攻势了。
暂稳期所组的内阁,是以守旧派出身的大臣为主,若想赋予他们相对多的权柄,来辅佐自己处理朝政,那责任制就必须明确下来。
就大明现阶段摆烂的情况,倘若连责任制和追责制,崇祯皇帝都不能定下来,就算搞的事情再多,国营经济体发展的再好,那也架不住大明贪官的祸祸。
用责任制和追责制,来充当填充窟窿的填充物,是崇祯皇帝逆风翻盘的一项重要政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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