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年幼的张爱玲随着家人一起从天津坐船去了上海。

把家搬回上海是黄逸梵提出的回国要求之一。天津的老宅对她来说是噩梦的发源地，她被困在噩梦里那么多年，种种朽坏的记忆容易宰割一个人的热情，她好不容易逃出去那么多年，没道理回了国还要继续忍受弥漫在老宅里的怨气和腐朽。

张爱玲是第一次坐轮船，临出发前，她兴奋得一个晚上没睡好，搂着女佣何干的脖子。张爱玲和何干头挨着头，手牵着手，叨叨个不住。她问何干：轮船长什么样，海水是怎样的，母亲看到的海水是不也是一样的颜色？

在她的心里，只要飘过洋渡过海，就能看到黄逸梵在对岸的码头上向自己招手示意。至此，她的生活将会焕然一新，像窗口那架紫藤，经过一个冬天锥骨寒冷的暴虐，终于在春天吹响第一声号角时，准时开花。然后一路势如破竹，风风火火开得妄为奔放，占领了花架的至高地。那时候，整个眼前都是红紫阑珊，缱绻的春色应该像以后的幸福把人浓浓地抱住。

船平稳地行驶在大海上，一片黑的、漆黑的、绿的、碧绿的海水，超乎了张爱玲的想象。在翻腾的海浪里，她睡得异常安稳，仿佛一夜之间回到母亲的怀抱。小时候的记忆毕竟太模糊了，母亲就是戴着祖母绿耳环，对着镜子呆呆坐着，一脸忧郁的墨尔波墨涅形象（希腊悲剧之神）。而且她总是不快乐的，这种忧伤像会传染，那么小的张爱玲居然能感受到这种情绪，她的童年因此也是蒙沙的明珠，一点都不通透，不光鲜。

船行了三天，张爱玲把黄逸梵的形象在脑海里想象了三天。她喜欢看《红楼梦》，有时觉得母亲和里面的林黛玉相仿，有种任性娇弱的病态美，是美人灯笼的样子，一点剔透的光亮让人怜爱珍惜。但也说不准的，黄逸梵在几次来信中对她的学习、生活习惯提出了很多要求。信里的母亲一点都不浪漫，沉重安静，不容置喙，倒像是稳重老成的薛宝钗，喜怒不形于色，只管指挥生活的节律，不允许一点乌七八糟存在。

张爱玲在船上颠来倒去，对母亲和未来的想象不曾停歇过，而同在大海里乘风破浪的黄逸梵，心情也不曾有过片刻的安宁。

她此刻的感受和来时的完全不一样，来的时候，她满怀对生活的希望，觉得新生活如同海里跳腾的浪花，前面一个已经错过了，后头千朵万朵一蓬蓬开在以后的日子里，总是洋溢着朝气，总是洋溢着力量。

现在她回去了，那浪花不是往前涌去，而是一步步后退，而她就跟着这些浪花退回最初的生活里去了。在船上待了那么多天，她一开始发热的心渐渐冷却，临行前其实并没有做足思想准备，几乎凭着一股脑的热情就拎着行李和张茂渊登上了轮船。现在她把回家后的情形想了无数遍，首先不能忍受的就是老宅子里遗留着的别的女人的痕迹，姨太太、堂子里的小姐把家里糟蹋得污浊不堪。她有一些洁癖，心理上的洁癖更是根深蒂固，她不愿意接受任何不干净的事物。

在黄逸梵的意识里，她对爱的要求始终是唯美的、纯洁的，这是她精神洁癖过剩的表现。她的爱如同剥光壳的鸡蛋，光滑白嫩，泛着莹润可爱的光，神圣不容玷污。而丈夫张廷重的爱呢，黄逸梵觉得那都称不上是爱了。和女人来往打交道，都只为了满足原始的腌臜的欲望。张廷重根本不懂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他的爱看着总是很粗糙，带着硬刺还有莫名的霸道。

关于爱情，世俗常常将它定义为是两性间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感情。所谓的爱，是需要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要有玫瑰盛开的浪漫和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如果撇开精神上的愉悦，只为了满足感官上的冲动，那和兽类就没什么区别了。几千年前孔子就曾说过：“吾未尝见好德如好色者。”《世说新语》上也写着：“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

这些都是古人对爱与色的理解忠告，可惜，览遍古书文的张廷重偏偏没有记得这些金科玉律。

除了不苟同张廷重的私生活，黄逸梵还担心她的两个孩子。这些年来，虽然她在家书上再三叮嘱，要求下人给予孩子无微不至的教育和关照，但她心里清楚，张爱玲姐弟和张廷重生活在一起，日子一定过得相当潦草马虎。她眼下十万火急要做的事，就是好好改造一下两个孩子。

这个想法自然出于一个做母亲的直觉。她不做母亲好多年，在爱情中，在学习中，在游历中过得五光十色，没有缺憾，轰轰烈烈，一身繁华。在母爱这个命题上，她的文章却写歪了。她不是个合格的母亲，这点她再明白不过，并且为了这个认知也很认真地同张茂渊倾诉过内心的苦闷。

一切的疑惑在登船时就产生，一路尾随纠缠至轮船靠岸，彼时的上海港码头还在微露的晨曦里酣睡，一切都像未知的密码，等待人们解开生活的困锁。

黄逸梵在回家前临时决定先去上海弟弟家打尖。在巴黎她听说弟弟黄定柱越闹越不像话，姨太太一个一个娶进门又休掉，大烟抽得只见昏天不见明日，把一大半的房产烧在烟上头。如今憋屈地住在上海某个小弄堂里，还是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点都不知道悔改。

她觉得有必要先去看望一下弟弟，毕竟长姐如母。此行除了叙亲话旧，更重要的是不能辜负大夫人临终前的托付，好好提点下生活无度的弟弟。她对黄定柱还抱有幻想的，觉得念过诗书的人虽然坏，但总是坏得有些底线，不至于就大堤崩溃，无药可救了。

黄逸梵就是这样的人，不自觉地把自己的高标准灌输给身边的亲人，这也是她个性中天真烂漫的体现。就像一阵急雨，迫切地要去四处干旱的地方走一遭，尽心尽力要把它们好好滋润一遍。

一箱箱行李、行装被仆人拖进黄定柱的家，熟悉的鸦片气息迎面扑来，黄逸梵皱起眉头，弟弟像迎一尊大菩萨似的把她请进了屋子。闲话家常中，黄逸梵不免问到张廷重和孩子的近况。她还不知道，张廷重早在她在越洋轮上的时候就来过这儿，再三知会小舅子不要在妻子面前提起他的斑斑劣事。黄定柱遵照姐夫的话，在黄逸梵面前尽量替张廷重打圆场，说好话。

黄定柱撒这些谎也有他的苦衷，他和张廷重经常厮混在一起，嫖妓、抽大烟、赌博、卖田产，败家也败得如出一辙，说张廷重的坏话就等于是在打自己的脸。

也许人性就是这样，面对自身的丑陋，总要躲在暗处打扮修饰一番后才肯拿出来见人。我们都不能精确考验人性，关键时刻，它就会怯懦躲避，不堪一击。当自私的需要剪短了亲情的纽带，人性就无法节制，那些打着我不想欺骗你，只是不想让你被真相伤害的借口，其实都是唯利是图的表现。

黄定柱对欺骗姐姐的做法并不感到羞愧，他认为真相就站在黄逸梵的眼前，就算他不去捅破，以黄的慧眼，也终究会看穿这一切的。

黄逸梵走后，茶几上的茶水还没凉透，黄定柱的姨太太就指着黄定柱开起了玩笑。她笑黄定柱见了黄逸梵就像孙悟空见了如来佛祖，一言一行都不敢有任何差池。

黄定柱听了，抱着胳膊，摇头一个劲儿地苦笑。他被姨太太一语道破了天机。他确实怕着这位姐姐，从小就怕，那不是因为黄逸梵比她早出生几分钟的缘故，而是黄逸梵身上拥有的气质、品行、精神都是他欠缺的。一个人越缺什么就越怕什么，就好像长了满身的癞痢，那么难看丑陋，他还敢拿着镜子在身前搔首弄姿，观瞻自己的容貌吗？

黄定柱觉得没有资格在黄逸梵面前摆态度，黄逸梵留洋回来，精神面貌更比之前振奋轩昂。他不好意思在她面前卖弄什么，就连撒个谎都已经觉得是十分吃力了。

经过前面的一番折腾，在上海一条狭窄烘热的衖堂里，黄逸梵的车马行李终于驶到了家门口，在一片“太太回来了”的欢呼声中，黄逸梵被家仆一簇而上拥入家门。

回家后，黄逸梵并没有急着上楼去看望孩子们，反而坐在椅子中，请仆人把已经睡觉的张爱玲姐弟俩请下来。她已经忘记了做母亲该有的温柔与关照，在孩子面前，任性得简直有点颐指气使。这是她个性中坦率纯真的自私之处，没有伤害到无关的人，却在今后的岁月中一遍又一遍剐割着最亲密的儿女。

其实人总不是完美的，有缺陷也不妨认可为完美的一部分。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给了人类很多美好的事物，花鸟晨夕、明月星辰，全都美得一丝不苟、安安静静、各就各位，讨好了人间的欢喜，但美好的反面，就是黑暗、乌云、暴雨、伤悲，这也是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存在都是合理的，要不然看惯了光明的人何以意识到黑暗的可怕，习惯花香的鼻子怎么会抗拒腐烂的难闻气味。

世界尚且不完美，更何况于平平凡凡的人，黄逸梵身拥美好的一面，人性中的瑕疵也就被对比的分外明显。她就像一朵娇艳的玫瑰，看起来每一片花瓣都是毫无瑕疵的美着，花枝上的刺也就因为它的美而格外扎得人生疼。

仆人们遵照她的吩咐将张爱玲姐弟带下了楼，在下楼之前，张爱玲还为了见母亲穿什么衣服闹了一个小插曲。

原来张爱玲要穿黄逸梵给她买的小洋装，一件橙红色的丝棉小袄配上黑色的丝棉锦侉。她固执地认为黄逸梵买来的洋装总是最好的，这也是小小人儿远离母亲很久后，献上的小心翼翼的投诚表现。

果然，到了楼下，黄逸梵才看了张爱玲一眼就惊讶地嚷起来：“怎么给她穿这么小的衣服。”

就这样一句随口而出的话，让张爱玲铭记了一辈子，黄逸梵的这句话后来在张爱玲的《流言》中出现过，在张爱玲的《小团圆》中出现过，在张爱玲的《雷峰塔》里出现过。

那时候张爱玲还不知道受辱这个词，她只觉得被母亲这样责备着实委屈和难过，她的打扮都是为了黄逸梵而来，而黄逸梵却一点都没想过要领她的情。

裂痕就是在那一瞬间产生的，当时两个人都没有意识到裂痕扩大后会产生怎样的恶果。可能她们也没把这个小过节放在心上，如果时光能倒退，如果能早些弥补伤痕，后来的事情就都可以避免了。

黄逸梵对孩子们的一切都感到不满意，挑剔过张爱玲的衣服后。她又撩起女儿的前刘海，嫌她的刘海看起来过长，把整个人衬得有点蠢。

张爱玲站在黄逸梵身前越发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让母亲心满意足。事实上，黄逸梵在对女儿挑三拣四、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言论看法后，对于儿子张子静的态度也没有和蔼到哪里去。她询问仆人张子静为何会如此瘦削，当仆人赞美张子静的眼睛长得漂亮，和黄逸梵看起来有几分肖似时，黄逸梵也只是淡淡一笑，有种嗤之以鼻的不耐烦。

和孩子们的见面显然不够愉快，和仆人们相处的气氛就轻松了很多。

仆人们围着姑嫂两人，问东问西，对黄逸梵的海外生活十分感兴趣。她们眼里的黄逸梵，和当初离开家的那种时髦新潮又不是一个样子了，“两个女人都是淡褐色的连衣裙，一深一浅。当时的时装流行拖一片，挂一片，虽然像泥土色的破布，两个人坐在直背椅子上，仍像是漂亮的客人，随时会告辞，拎起满地的行李离开。”

黄逸梵在海外的经历深深吸引着仆人的耳朵，从黄逸梵口中，他们知道了原来姑嫂两人在国外学会了做中式饭菜，而且结交了很多名人雅士。黄逸梵甚至还和徐悲鸿，蒋碧薇他们建立了一个“天狗社”，定时谈论诗画，生活好不自在逍遥。

仆人们的心随着黄逸梵的描述起伏在雄壮的阿尔卑斯山脉，游弋在温柔多情的塞纳河畔，他们不约而同地闻到了荷兰郁金香的味道，感受到了埃菲尔铁塔的壮美。

黄逸梵像是位称职的导游，领着众人在欧洲大陆兴致勃勃地逛了一圈。不过那些极美的风物也只有姑嫂两人亲身领略过，别人听得再热闹，也是虚晃晃的热闹，当不得真，更没有切身体会过。

回家后的两天，新宅子里就充斥着这样的热闹，俗话说：佳期难道，好事多磨。随着黄逸梵游历见闻的完结，宅子里喜气洋洋的气氛便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姑嫂两人细碎伶仃的抱怨声。

自从黄逸梵回家后，她就再三催促张廷重重新找房子搬家。

黄逸梵对现在住的地方很不满意，她有着洁癖，凡事力求完美，这样逼仄的、狭小的居住环境令她难以忍受。她觉得客厅小得过分，连张沙发也摆不下，更别提招待客人，客人来了，黄逸梵都不知道把他们往哪儿塞才好。

而在同一时代，冰心也因为要打趣林徽因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太太的客厅》。文章中，林徽因的座上宾徐志摩、沈从文、金岳霖、胡适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每逢聚会，众人就侃侃而谈，谈古论今，当时文艺界的人莫不以能跻身进入太太的客厅为荣。

黄逸梵虽然没有要求自己的客厅高朋满座，往来无白丁，可每天充斥着仆人的吆喝，孩子的玩闹声，她也是受不了的。

让她心生不快的事情远不止这些，黄逸梵存身的小衖堂潮湿阴暗，整天散发着浓重的发霉味道。就连睡觉的时候，她都能感到枕头和被子湿漉漉黏嗒嗒，就像是被包围在阴雨霏霏的黄梅天中。潮湿的感觉如同无数的蚂蚁在她骨头里横冲直撞，噬得人浑身发痒却又找不到祸根，哪怕仆人再三保证被子会每天拿到太阳底下晒，她都无法忍受这些，只想要尽办法要搬出这个小弄堂去。

她开口向张廷重提起过几遍搬房子的事，张廷重每回都口头答应开张空头支票，没有任何实际行动。黄逸梵深感无奈，只得撇开张廷重，另寻小姑张茂渊商量搬家的事宜。

生活中的小摩擦就这样不断增加，一旦积累到爆发的程度，就要一发不可收拾。坏的事情已经像导火线一样被准备好，摆上了命运的战场，只欠一根引燃它的火柴。

而这根引爆命运的火柴，就深藏在现实的生活中。小卧室的窗帘会很有规律的在每天某些时段被拉上，透过黑色的丝帘，黄逸梵闻到一股淡淡的鸦片味。张廷重就躲在窗帘后偷偷抽起了大烟，他前面去医院只戒掉了吗啡的瘾，大烟还是照常抽着，并且烟瘾还是很重，几乎一天都离开不得。

黄逸梵简直要崩溃了，她不明白本来回国前，丈夫答应戒毒的事怎么就又反悔了呢。一个人言而无信到这种程度，让她怎么放心把今后的婚姻交给这个人，她又怎么能够相信，张廷重这样的人适合与她一起白首偕老地走下去。

黄逸梵冷淡地向张茂渊讲述她的发现，张茂渊听了也是又急又恨，哥哥张廷重好不容易盼回了黄逸梵，哪知道他不知道珍惜眼前的良人，反而故态复萌，让两个女人生闷气，让底下的人和亲戚朋友都在看笑话。

她亲自出面让张廷重去戒毒所戒大烟，张廷重却始终捱延着不肯去。张茂渊生气地和他大吵一架，最后喊来了黄定柱，让他带着保镖和车夫，将张廷重载往事先安排好的医院。

在这整个过程中，黄逸梵都没有再出面过。她冷冷地站在二楼的阳台上，看着丈夫发了狂似的在地上打滚、嚎叫。弟弟黄定柱带来的保镖死命按住他，一边一个往黑色的汽车里拖。

她看着这一切，心已经滚落在了地球最阴暗冰冷的角落里，那里只有一望无际的白色冰雪，尖锐的锥子闪着死气沉沉的光芒，在她心里一扎一个洞，一扎一个血印子。

这一幕让她觉得浑身发冷，太阳穴鼓起来的青筋在两边使劲爆跳着，几乎要跳出肌肤的束缚，让浑身的血液喷洒出来。而她就这样站在阳光明媚的地方，感受不到太阳丝毫暖意，只怔怔地往冰冷的湖里沉下去，沉下去，四周是不着边际的黑暗。

张廷重被送走后，张茂渊上楼抱歉地和她打招呼。她说她没料到哥哥竟然会这如此冥顽不灵，早知道这样，当初一回上海就应该当独觅了房子另外住下来。

是呀，黄逸梵也是这样想的，早知道这样一切就好办了，可是张茂渊又怎能料事如神，猜中故事所有的开始和结局呢？

花的开放凋落是不能预料的事情，风雨什么时候来是不能预料的事情，人生的转承起合是不能预料的事情，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能早早预知结果，那么，怪张茂渊没有早知道回上海后会是这样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