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击者的证言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收有近人魏允恭于戊戌年八月初八日(1898年9月23日)致汪康年等人的一通密札。魏氏在书札中称亲眼目睹了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三人被捕的情形。现将该札内容摘录如下:

穰、敬、仲公同鉴:前昨连发三电,收到否?……初七日前所发之信,一一均收到否?……南海(指康有为——引者,下同)系奉太后密旨拿问(密旨中有“结党营私、紊乱朝政”八字),适隔晚赴津,闻有获住之说。幼博(康广仁)已交刑部审讯。今早五更又奉密旨拿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四人,弟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想已发交刑部。惟林旭尚未寻着,闻避往他处,此新政中至新者。其余外间传说纷纷不一。有谓此四人拟上条陈,请更服色殊器械者;有谓党南海者;有谓幼博在刑部诬攀百数十人,此亦在内者。总之,昨日上谕有“门禁森严”等语,则幼博等人入内办事之说不为无因。慈宫震怒,究不知何人传递消息?且近日严拿各人,旨意甚密,竟有先拿一人,余人均未知悉者。是以新政诸人咸怀股慄,激则生变,时局正多反复,杞人之忧,正未艾耳。……敬颂台安,弟名心叩。八月初八日(八月十七日到)。[2]

此札是魏允恭写给上海《时务报》馆汪康年(字穰卿)、曾广铨(字敬贻)和汪诒年(字仲阁)三人的。魏允恭(1867—1914)字蕃室,号让吾,湖南邵阳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举人,官内阁中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时,曾一度充任该报英文译事曾广铨之笔述。戊戌维新后期,被两江总督刘坤一保荐经济特科,于是年七月十二日(8月28日)到达北京。魏氏抵京时正值新旧斗争尖锐,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之际。他受《时务报》之托,多方打探朝局变化的消息,及时电告或函告上海报馆,充当了《时务报》耳目的角色。此札即是魏氏向汪康年等人通报消息的函件之一。

该札写于八月初八日,汪康年于八月十七日方才接到。从其内容看,反映的主要是八月初六日后慈禧捕拿维新人士的情况。其中难免有一些传闻和臆测,但所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被捕于八月初八日清晨则完全可信。因为他们被捕后,魏允恭曾“亲见步军统领监送登车”。[3]

魏氏目睹的这一情况,与较为流行的“军机四卿”被捕于初九日的说法是相矛盾的。据魏氏言,初八日五更慈禧已有密旨捉拿“军机四卿”,而“初九日被捕说”则认为步军统领衙门是初九日奉谕旨逮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及“军机四卿”的。显然,弄清慈禧下达逮捕“军机四卿”命令的时间,是确定他们被捕准确时间的前提和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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