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责任论”的出现与反思

1．崛起大国的国际责任及其困惑

稽考国际关系史不难发现，“那些最终成长为世界性大国的国家，往往把自身的利益界定为国家利益和一部分国际利益的总和，也就是说，大国的利益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国际社会的要求，是国际责任加国际利益。”

国际社会不同于国内社会的一个根本点在于，国际社会没有一个中央权威和政府组织形式，即所谓的“世界政府”。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曾提出“世界政府”的理论构想，但这样的理论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无法实现的。没有政府，不等于国际社会处于没有秩序的、以“丛林法则”为主导的状态，否则就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世界。而国际责任在这里就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责任的内涵十分丰富。一般认为，自觉地遵守国际规则、坚决地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是一国履行国际责任的最基本方面。对于在国际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来说，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国际责任。

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国际公共物品主要是各种类型的国际制度，这些制度安排对一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等关系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基本国际制度的建立，国际公共物品更多的是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化、金融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现实地考量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的态度。当然，向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技术支持和道义声明，甚至是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往往是国际危机产生后大国的主要国际责任履行形式。

美国在二战中及战后的行动是一个典型案例。二战中，英国和苏联在德国进攻下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罗斯福总统努力说服美国人民，放弃了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他在著名的“出借水龙带”谈话中指出“大不列颠成功地保卫它自己”，不但有助于“整个世界民主的存在”，也有利于“美国的防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假如我的邻人的家宅着了火，而在四五百英尺以外我有一节浇园子用的水龙管子。如果他能够把我的浇园水管接到他的自来水龙头上，我就可能帮助他把火灭掉。”罗斯福进而提出了美国向英国等盟国租借武器装备的政策，美国国会接着顺利地通过了《租借法案》，向英国、苏联等反法西斯国家提供了十分急需的价值5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粮食，支持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持久进行，对于反法西斯势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美国也由此获得了“世界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和“民主堡垒”的称谓。1942年1月1日，美国倡议26国联合发表联合国家宣言，实际上意味着美国不仅从物质力量积累上而且从国际社会影响力上接近于世界性大国。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世界大国，部分原因在于其能够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要求，倡议并维持了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世界各国提供了集体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公共支持。

对于大国的作用，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尔作了下述精辟的归纳：“大国总是面临着如何使其他国家认同自己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特殊作用这个问题。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管理作用的前提是，在国际社会中有足够多的国家明确承认大国的这种作用，从而使得大国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在他看来，大国有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大国不能使自己的特殊地位正式化和明确化。国际社会建立在否定国家按等级排列和主张国家平等的观念基础之上，同一类型的国际社会实体具有相同的基本主权权利和义务。第二，大国自己必须努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坏秩序的行为。第三，大国必须满足世界上某些公正变革的要求。第四，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大国的政治地位受到二流强国的限制，大国可能努力把这些国家视为自己的伙伴，从而维持相关地区的均势。

由此可见，大国成长要始终考虑到国际社会的现实需求，而且要在本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中积极推动国际社会需求的实现，国际责任的履行是大国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问题。至于国际责任履行的方式和原则，则因时代不同、国际格局的客观态势以及大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等因素而有所区别。

2.“中国责任论”的非理性与理性

谈起“中国责任论”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地谈到美国国务院前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2006年9月21

日，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

谈到现在中国的发展和由此而来的问题，他说道：“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在成长，中国将影响未来的世界。对美国和全世界来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不仅仅考虑为中国加入国际体系打开大门的问题：中国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的参与者。”接着，佐利克阐述了他的理由，“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如此，中国就有可能实现郑先生（郑必坚）阐明的目标：‘走新兴大国从未走过的道路’。”佐利克不无担心地说：“中国需要认识到，别的国家会如何看待中国采取的行动。中国与那些有问题的国家发生牵连，轻者说明不了解会产生什么后果，重者可能引起更严重的问题。中国的行动，连同缺乏透明度的问题可造成风险。难以预料中国将如何运用其力量，将导致美国及其他国家做好两手准备处理对华关系。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 ’之路，但谁也不会以自己的未来作赌注。”

2006年10月24日，欧盟出台了名为《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文件指出，自2003年欧中决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边关系日益成熟和务实。因此，欧盟的对华政策必须保持当前所实施的“接触”与“发展伙伴关系”的战略，而且“随着战略伙伴关系更加密切，互相的责任也在增长”。

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和西方并不友好的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成为美国西方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这也就是近来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责任”的声音日益凸显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内学者将这种舆论概括为“中国责任论”。那么，这种所谓的“中国责任论”是一种期待，还是一种忧虑呢？它背后有哪些值得中国去仔细深思的问题呢？笔者认为有三：

第一，这是对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多极化进程中，中国日益发展壮大、国际地位逐步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必然反应，属于情理之中的事情，中国要以坦然的心态去面对。

如果从改革开放30多年这个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会有三点深刻的体会：

首先，伴随国内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中国对外开放不断加速，在短短的30多年中，从过去封闭、半封闭的状态转变为立体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从经济特区的建立到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的逐步开放，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的外资和智力资源的引进，到中国企业大踏步地走向国际市场，对实力强劲的外资企业进行重组和并购，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水平上有了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其次，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国力不断迈上新的台阶。“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中国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三。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13亿人口吃饭的问题。中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最后，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外交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积极倡导建立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促进各国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同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稳步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合作不断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更加稳固。近年来，中国在多边外交领域表现活跃，“中国声音”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相伴的是中国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逐渐扩大。

可见，在国际格局转型、大国关系深刻调整、国际关系转轨的大历史背景下，国际社会提出中国承担责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要以坦然的心态去面对。

第二，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政界、学界等人士的担忧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今的中国正在努力走的，确实是一条完全不同于国际关

系史上所有大国崛起的非凡之路，中国唯有用时间和实践去做出最好的说明。

从一定意义上说，佐利克的担忧代表了西方政界和学界的一种较为普遍观点，其典型性自不待言。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只要随便打开一些国家的新闻网络，这样的观点比比皆是。

那么，中国的崛起究竟能不能打破国际关系史上常见的，通过对外扩张和战争的老路呢？中国可以信心十足地说，“有”。这样的观点，许多学者作过很多论述，主要的观点有三：一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出发，“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正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震人心魄的“和”字表演；二是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和平、合作、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中国的发展必定有时代性的特征，这以郑必坚先生提出的“和平崛起论”为代表；三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还是“全心全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那么，对于非常熟悉中国的智者，基辛格博士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他说：“在美国，有很多朋友和同事与我谈论这个问题时，我总是告诉他们，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对此中国没有任何办法，我们做不了什么，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去阻止它的崛起。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国家，必须要跟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合作，共同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学习。”

基辛格接着强调指出，在现今的国际社会，传统的权力制衡观念已经不适用了。展望未来，他说：“任何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谁也无法预测20年或者25年后将会发生什么。但是，对于在座的年轻人，你们将会塑造20年后或者25年后的国际体系和世界，那么，你们就不应该把别的国家看做是对手。你们不应该在成长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信条，那就是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实力会导致两国之间的对抗。你们应该学到的，我们应该努力传达的，就是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合作，我们的未来依赖于我们能够创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国际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做出这样一个承诺的原因，我们要一起来促进美中两国之间的友谊。”

事实上，中国做一些必要的解释是非常必要而且是重要的，但西方的担忧也必定会长期存在，这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我们按照内构和谐社会、外建和谐世界的大战略不动摇，构建全面系统的中国软实力战略去积极应对，问题就会减少乃至消失。

第三，正视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在“中国责任论”的喧嚣中保持冷静。

在“中国责任论”的喧嚣背后，国际舆论界似乎在担忧中燃起了对中国的过分期待。当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陷入泥潭时，往往把目光投向中国，仿佛中国就能够把这些事情解决掉，如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缅甸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根据他们的“能力—意图”的思考线路，拥有能力却不作为的国家，是不道德的、不负责任的国家。另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寄予期望，希望中国承担起主持国际正义的责任。刚刚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面对双重批判与压力。

因此，对中国来说，一方面必须警惕有人借国际责任夸大中国的实力，以此为“中国威胁论”造势；另一方面又必须防止发达国家“捧杀”中国，使得中国承担超过自身能力的责任，影响改革发展的大计。

说到这里，不免要重温邓小平同志高超的政治智慧。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骤变的当口，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16字方针，为维护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稳住人们的心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那么，在中国综合国力快速增强、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把构建和谐世界作为一项宏伟目标的今天，邓小平同志的16字方针是否过时了呢？中国资深外交家、前APEC高官王嵎生大使说：“和谐世界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经过外交实践，高屋建瓴地提出来的新理念，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新形势下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明显的针对性。构建和谐世界，并非权宜之计，也不是一种劝人立地成佛的主张。它需要世世代代的潜心探索和艰苦奋斗，其间充满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矛盾和艰苦斗争。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今天不仅不能放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而且应该更好地继续奉行这一方针。现在有一些人主张中国应该放弃‘韬光养晦’，认为是‘大有作为’的时候了，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