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已经离婚了？！”李孜吃惊地叫起来。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Esther答得极其冷静，“我没签字，Han被捕之后，我把他签过字的协议书都撕了。”

“你还是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才没把Lance的事情说出来？”李孜看着她问。

“我觉得自己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又怕如果把Osler的事情说出来，他就永远不会原谅我了。”Esther回答，“我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的，我蠢得要死，如果他真的被定罪，很大程度上就是我的错。”

“追究是谁的错一点意义也没有。”李孜揉了揉额头，“你跟Osler的关系只能让陪审团对他的证词产生怀疑，要让Han脱罪还远远不够。”

凭借Esther的证词和她留下的那些酒店账单应该可以证明她和Osler之间的私情，Osler那些不利于Han的证词基本上不会被陪审团采信。但Ward和李孜还是花了许多时间去权衡，在打出这张“通奸牌”之后，是申请延期审理，还是提出直接裁决动议，要求法官认定起诉方没有出示能证明Han有预谋的证据，停止审判并宣告被告人无罪。但Ward是刑事案审理的老江湖了，他知道在大多数案件中，这种辩护动议就如其他许多辩护方常规提出的动议一样，基本上都被“常规地”拒绝了。如果到时候没能得到法官批准，庭审进入辩方举证阶段，仅凭他们手上几乎等于无的证据，局面又将陷入被动。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再一次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虽然除了Osler这个人证，控方手里还握有其他几项有力的证据，但Han受到的是谋杀指控，证明其预谋和故意非常重要，一旦这张“通奸牌”打出来，检察官一定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找其他的人证，比如那几个法国店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检方也就不会反对他们的申请，举证程序终结的日期还会往后拖。他们争取到了更多时间去找到G，或是其他能言之凿凿地证明Han无辜的证据，这仍旧是赢得这场官司的重中之重。

第二次开庭的前一天，Han的父亲和弟弟都到了曼哈顿听审，Ward安排了他们上庭，除此之外，还有Han的几个邻居、同学、同事也会出庭作证，但都只是问一些极其家常的问题，以证明Han平常是怎么样一个人。李孜知道，这都是聊胜于无的伎俩，他们手里的筹码真的太少了。

梳理完证词，Han的父亲提出来要跟李孜谈谈。不知道为什么，面前这个年近六十岁花白头发的男人，让李孜想起自己的父亲来，她努力甩开那些无谓的念头，摆出职业的态度。

“我很高兴听说Han终于愿意开口跟人谈谈发生的事情。”Yuan先生向李孜道谢，“要知道不管是对心理医生、警察，还是之前的那些律师，他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只求一死。”

李孜不想让他空抱了一腔的希望，直截了当地提醒道：“我们现在仍旧没有多少有利的证据。”

Yuan先生说他也明白的，又絮絮地跟李孜说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她曾听Esther一再地说过，Han的父亲是那样一个极端寡言而冷漠的人。

“Han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和气，有些腼腆。”Yuan先生这样告诉李孜，“也很勇敢，他母亲出事的那天，在场的警察和急救医生都是这么说的。他们乘坐的车子撞在高速公路隔离栏上发生了侧翻，车祸当时他坐在后排位子上，右手骨折了，但还是解开安全带爬到前排，救护车到达之前，他一直试图合上她身上的伤口，不让血涌出来，一直跟她讲话。那个时候，他还不满十一岁。”

“Han跟我提起过那次车祸，但只是只言片语。”李孜回忆道，“他说银山医院的医生认为他的抑郁、失眠以及那些噩梦都是因为幸存的内疚引起的。”

Yuan先生点点头，说：“我们那个时候住在普林斯顿，为了让Han在曼哈顿学跳舞，我妻子每天都开车接送他，往返差不多一百二十英里的路程。别人都说她疯了，但Han想去，而且很有天赋，所以她也就坚持要送他去。出事的那天也是一月份，天气很糟，高速公路上结了冰，她工作得太累了……”他哭起来，逐渐泣不成声。

李孜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哭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些安慰的话：“那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一次事故。”

“对，那只是一次事故。”Yuan先生努力止住眼泪，“但Russell那个时候还很小，对Han说过一些很残酷的话，说是他害死了妈妈，如果他不去曼哈顿上芭蕾学校，妈妈就不会遇上车祸。我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很糟糕，只是叫Russell住嘴，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话，从来没有好好地跟他们谈过。后来Han之所以变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责任，包括Russell也是我的责任。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我只是养活了他们，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做得够多够好的了，不管多忙多拮据，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书读，生日有蛋糕，也吹蜡烛，甚至还留着每一年的录影。但是昨天，我看了一段Han十一岁生日时的录影，他站在镜头前面，我拿着摄像机对他说，这是你十一岁的生日，说些什么吧。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语气是那么冷淡，而他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对着镜头说谢谢爸爸，还希望自己快些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