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形象”的形成当然与历史学家的诠释很有关系，然而与艺术作品的塑造也有关。特别是近代人物历史形象的形成与艺术作品总是息息相关的。寇连材“维新派太监”的历史形象经梁启超的塑造建立后，在民国时期曾多次出现在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中。在反映清代宫廷秘闻的掌故、野史、小说、诗文以及现代话剧中，都有寇连材的影子，寇氏已不仅仅是个历史人物，更多的是艺术形象。殊不知，寇连材的历史形象正是通过这些艺术形式得到了强化，并牢牢扎根于民众历史认知中。

近代诗文中有不少赞咏此事者。满族官员寿春词云：“前朝忆，谏疏抗颜争。维峻充军连才死，雷霆不及铁牌灵，小寇可怜生。”[48]这里寇连材（连才）扮演的历史角色是与安维峻抗疏相比肩的。湘潭诗人周大烈也赋诗云：“寇监陈词动上京，冤沉菜市竟成名。亲装小册交兄手，喷血含嗔字有声。（原注：内监寇连材见孝钦归政后犹独揽政权，且日侈纵，屡次泣谏。光绪二十二年誓死上书十条，首请勿揽政权，勿驻跸颐和园。后大怒，杀之菜市。寇监上书先数日归，决其父母，以所记宫中事一册，授其兄，言孝钦后骄侈**逸及虐待德宗事。）”[49]周氏与梁启超友善，所咏直是梁传的翻版，故情节基本一致。

清帝逊位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帝制结束了。乘着革命反满的呼声，许多关于清代野史遗闻的读物纷纷刊行，因披露宫闱秘闻，一时洛阳纸贵，很受读者欢迎。其中，不乏清季官员匿名、化名撰写的掌故、笔记。参加过乙未年强学会活动的熊亦奇化名“梁溪坐观老人”撰写《清代野记》，其中叙述了寇连材之事。[50]熊氏为光绪九年（1883年）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他是强学会活动的热心参加者，寇案发生时也在北京。他与梁济一样，访问过寇氏亲属调查详情，内容与汪大燮、吴樵等所了解的大致相同，但评论似稍微客观一些，认为寇氏所为，“亦不免受小说及腐儒之激刺，其言或中肯，或背谬，皆无足责。君子嘉其忠直焉而已”。[51]

民国时期艺术作品中寇连材的故事有突破性变化的还得说是许指严的掌故小说。许氏在清末曾任教于南洋公学，讲授史学；又曾接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辑中学国文、历史教材，有非常坚实的文史功底，辛亥后开始创作小说。1917年由上海国华书局首次刊印记述清代十朝的野史（以晚清为主）的掌故笔记《十叶野闻》，到1920年便出到第4版。许指严在该书中专有记述寇连材事迹的《寇太监》一篇，对寇的事迹进行了新的加工和铺陈，可与梁启超的寇传形成对比，虽篇幅较长，仍引述如下：

光绪帝有寇连材为心腹，亦犹西太后之有李莲英也。顾连材忠耿持正，视莲英之贪邪婪贿、作恶无厌者不相同。初，连材稍读书识字，尝究心于君臣大义，谓己惜已身为刑余，不能列朝右与士大夫商政治，亦不当与士大夫交，为朝廷羞。惟既给事宫廷，亲近人主，自当尽吾职分，令人主安适康健，为天下臣民造福，所愿如此，其他奢望不敢存也，且令人主知吾辈中尚有良心，非可一概抹杀者。其志、事如此，故平居做事谨慎，保护幼帝起居服食，无不诚敬。光绪帝自幼入宫，不能得慈禧欢心，体极孱弱，饮食衣服，慈禧绝不怜顾，醇王福晋常为之哭泣。惟连材热心调护，帝幸得长成。连材尝作日记详载其事，中略言帝生母虽与西太后同气，而西太后待遇殊落寞，饥渴寒暖，从未一问。所赖东太后时时抚视之，得无失所。及东太后上宾时，帝甫十一龄耳，自此遂无一人调节起居。连材无状，不敢专擅，但于心不安，亦万不得已，乘间进言于西太后，衣食宜如何整理，勿听帝自主。彼辈不能尽职，帝年幼，不知施以赏罚，早晚寒暑，漫无节度，或衣垢不浣，或物腐充食，有伤政体，请及后为之查察。太后反责连材多事：“汝尽职可耳，安得越他人俎而代之谋耶！”连材尝私念帝虽贵为天子，曾不及一乞人儿。本生母醇王福晋每与人言及德宗，未尝不痛哭欲绝。自帝御极，以至福晋卒时，二十余年，母子终未获一面也。西太后之忍心如此。后帝患痼疾，精神痿败，不能生育，皆少时衣食不节所致，哀哉！连材所记之言，大致如是。李莲英甚憾光绪帝，以尝受帝之呵斥故，而寇太监忠于帝，故莲英深恶之，西太后之恶寇太监，则莲英与有力焉。

戊戌之变，当康有为与帝密谋之际，寇微有所闻，蹙然曰：“此事发之太骤，恐难得圆满结果，且荣禄握兵久，根深蒂固，一时不易猝发，而太后党羽中，如刚毅、裕禄、怀塔布、许应骙诸人，皆数十年旧官僚，资格甚老，门生故吏极多，亦非旦夕所易推倒。今帝所恃者，谋臣则一新进之康，兵帅则袁世凯。袁方将受荣之卵翼，安然使之反抗？此事若不熟筹，恐功虎不成，反类狗也。虽然我一刑余贱者，纵剀切言之，亦乌足动听。”于是忧形于色，寝食惧废。帝向知寇之诚恳，凡服食起居，非寇在侧不欢。忽请假数日，知其病剧，乃遣人召之入，询所苦。寇曰：“奴才方见皇上近日忧国甚至，恐有伤玉体，故不觉悲戚，念曩昔圣躬之孱弱，皆奴才不善调护所致，今当宵旰忧勤，而奴才终不能分尺寸之忧，皆奴才之罪也。诚惶诚恐，无地可以自容，故不觉至此。”帝觉其宛转陈词，中有微意，乃曰：“子第自爱，幸速愈，容朕思之。”寇因泣抚帝足曰：“陛下独不念魏高贵乡公、唐中宗之事乎？一误再误，国与几何，谋定后动，策之上者也。”帝曰：“朕知子忠荩，故能容子言，否则此何等事，而可令宦寺闻之耶！子姑退，朕自有命。”寇退，谓其徒曰：“吾既言之矣，帝苟有不测，吾必死之。”及事泄，太后已传旨坐乾清门，请祖训，奉太宗御棍，将笞帝死于门下矣。寇闻耗，大惊，力疾驰往恭邸求救。昌寿公主闻之，是夜叩西苑门，跽请太后息怒，始得囚帝于瀛台。太后颇疑公主知之过速，必有人走告。李莲英知寇监所为，诉于太后。太后怒曰：“此贼留之不祥。”命人执以来。讯之，抗辩不屈，乃处以极刑。[52]

许指严自小嗜闻古今轶事，常听祖父讲述野史，后来在沪在京，广交朋友，与好友宴谈，搜集了不少遗闻轶事，这些都是他撰写《十叶野闻》的来源。但是，他的“掌故”，并非那些将亲见亲闻之事记录下来的文字，而是把听来的传闻轶事，积累整理，并加入官方史料重新加以创作，仿照笔记体，单独成篇，逐篇连缀而成。这样的“掌故”虽然穿着“历史”的外衣，完全是创作的文艺作品，大量的情节皆为虚构。但因文字流畅，情节离奇，偶尔带点猎奇的趣味，所以，很能够满足小市民猎奇心理，故出版后风行一时。[53]自然，以著书为稻粱谋的许指严也因此得获厚利。

经过整体刻画，《寇太监》比《烈宦寇连材传》形象更加丰满。许指严将梁氏提供的细节，进行了新的构建，故事性大大加强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也消失了。除了人名的真实性外，所述情节基本上没有事实依据。许指严说，“光绪帝有寇连材为心腹，亦犹西太后之有李莲英也”，“光绪帝自幼入宫……惟连材热心调护，帝幸得长成。……凡服食起居，非寇在侧不欢”，此皆与历史不符。又因梁启超称寇被杀前曾请假五日，回家别父母兄弟，“出所记宫中事一册授其弱弟”，便衍生出了“连材尝作日记详载其事”的说法。尤可奇者，在许指严笔下，本来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就被杀的寇连材居然还参与了两年后发生的戊戌政变的密谋，并在慈禧将要鞭笞光绪帝的时候，急忙驱驰前往恭王府，搬来昌寿公主搭救皇上的性命，这种旧小说常见的老旧套路，以“掌故”的面貌重现在许氏叙述的“历史”中，史家焉能相信？但是，寇连材的“烈宦”形象通过许指严的掌故小说得到民众更为广泛的接受，这确是事实。

民初还出现了大量将道听途说的轶闻拼凑起来、真伪参半的笔记、稗史。有些故事可以找到出处，有些则无法断其来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清朝野史大观》。此书之《清宫遗闻》卷一中收录了四段关于寇连材的遗闻，其中《内监直言被杀》一节源自熊亦奇的《清代野记》；[54]《寇连材之忠谏》则取自梁启超《戊戌政变记》；[55]另有《寇太监述闻》与《节录寇连材日记中之所云》两篇不知所出，唯其主旨仍在颂扬寇氏的“忠直”，极力鞭笞慈禧的凶恶、残酷，并多了更加生动的情节。《寇太监述闻》借寇氏之口说，“中国四百兆人境遇最苦者，无如皇上。自五岁起，无人亲爱，虽醇邸福晋亦不许见面。每日必至西后前请安，不命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令长跽。一见即疾声厉色，积威既久，皇上胆为之破，如对狮虎，战战兢兢。日三膳，馔虽十余簋，然离御座远者半臭腐……其伶仃孤苦，醇邸福晋言及辄暗中流泪”。[56]《节录寇连材日记中之所云》则强调了寇氏日记，让人们相信慈禧对光绪帝的虐待完全是有根据的。[57]概言之，这些拼凑起来的野史笔记，虽然又编造出不少新的情节，却始终没有离开梁启超为寇氏定的基调：烈宦，一位支持维新的帝党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