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软实力战略的效能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软实力战略的合成具体应该如何展开呢？本书尝试提出以下三点操作之术：

1．形象的塑造与变革

通过国际形象的提升促进国际责任履行、国际制度参与的战略效能。国际形象本身具有的历史性、多面性的特征，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以及国际关系中尖锐的政治规定性，决定了在任何一国眼中，其他国家的国际形象必然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这在崛起中的中国身上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关于当前的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政界、新闻界、学界、普通公众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这样的大讨论中，一个非常危险和严重的倾向是，在“过度关注”、“过分在意”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的迷雾中不能自己，表露出群体性的不自信。甚至在一些讨论中，中国的国际形象被异化成了所谓的“中国的面子”。这样的不自信也掩藏了国人在自卑与民族主义喷发之间强烈反弹的现象。这不仅自乱阵脚，更让心怀叵测的西方媒体抓住了进一步攻击中国的把柄，令中国的有识之士以及真正了解中国的外籍人士深感忧虑。

中国国际形象应以“自信”为基础。“自信最本质的来源是相信平等，相信自己。中国不用太在意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如何评价中国，不用每次都要问他们，对中国国家怎么看，他们怎么看那是他们的事情。其实，他们也没有中国想象中的那么在意中国对他们的评价。中国应该关注自己是否真的有自己的目标，真的对人类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将目光转向自己，自信也许更加长久和坚实。”正如温家宝在国际金融风暴中向世界发出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的铿锵之声，所带来的全球性影响。归根到底，自信才会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是当前中国最应着力培养和打造的国际形象的公众外交战略的终极指向。

正是在自信的基础上，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中国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史无前例的改善与提高，进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得到提升，获得了自我发展以及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的战略机遇。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与世界级难题。在复合相互依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中，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更需要中国以自信的态度来看待来自各方面的赞誉和批评。

因此，更要在国内层面“不诱于誉，不毁于非”，积极而稳健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持以改革突破发展中的困境，以发展的现实成果来进一步推动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以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国内早日实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从而在国际层面，为中国国际责任的履行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践行负责任大国的庄严承诺，同时，为提高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进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2．责任的界定与充实

以国际责任的履行推动国际形象的提升、国际制度参与的水平。“听其言，观其行”是对外部世界观察的一种视角，“言必信，行必果”是安身立命之本，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人伦观念，这样的价值理念深刻地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当中。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格局经历了重大而深刻的调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及融入国际社会进程的加速，中国的自我认同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积极为有关国家渡过灾难提供援助，为防止那次危机在全球造成更加严重的影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国际社会的高

度评价。也正是在那次危机的洗炼中，中国明确地向世界发出了“中国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铿锵之声。在这里，负责任大国既是一种战略宣示，也是一种坚定的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在总结历史、立足现实，为中国面向未来的国际身份定下了基调。中国在国际责任的履行上也更为积极主动，特别是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不和谐的国际舆论中，始终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中国一如既往地遵守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律体系和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积极履行国际责任，成为提高国际制度参与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引人关注的一点是，中国以对国际社会高度负责任的精神，推动涉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解决。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一切化学武器，在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1997年4月29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正式生效。作为该条约的原始缔约国，中国支持公约的宗旨和目标，积极参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有关活动，在该组织中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中国政府根据公约规定，按时提交了各类宣布资料，接受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数十次现场核查，历次核查的结果都表明中国政府和企业严格履行了公约义务。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上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002年9月3日，朱镕基在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讲话时宣布，中国已核准《京都议定书》。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并非《京都议定书》的签字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规定中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上的指标。这表明，中国履行国际责任的决心是坚定的。面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压力，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应对。在2009年12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哥本哈根峰会上，温家宝用“四个第一”雄辩地阐述了中国业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与成绩：“中国是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13%，相当于少排放8亿吨二氧化碳。中国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水电装机容量、核电在建规模、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和光伏发电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国持续大规模开展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目前人工造林面积达5400万公顷，居世界第一。”

随着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和融入国际社会进程的加快，中国会一如既往地履行国际责任，为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起到进一步的促进作用，对国际制度的参与水平将达到新的高度。

3．制度的参与与创设

以国际制度的参与为国际形象提升、国际责任履行搭建有效平台。当今世界，国际制度在涉及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随着国际间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密切，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协作、各负其责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国际制度作为一个磋商的舞台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对崛起中的中国而言，既是挑战，更蕴含着无限的机遇。中国必须抓住机遇，运筹帷幄，通过对国际制度的有效参与，使之成为提升中国国际形象、履行国际责任的重要平台。

如上文所述，中国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进程的加速，国际制度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仅参加了20个国际组织和30多项国际条约以及5000多项双边条约。而改革开放30多年间，中国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缔结了300多项国际条约和15000多件双边条约，近几年缔结的双边条约更以每年500至600项的数量递增，成为主要国际机构和国际谈判中不可或缺的

一方。”

以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例。大会召开才2天，2009年12月9日，一份名为“丹麦草案”的所谓“大会最终文件”出笼，这份草案是由大会东道主丹麦牵头，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私下制定的，草案内容明显偏向发达国家，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诸多限制，因此遭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大会现场一度火药味浓重。鉴于此，大会主办方不得不表示这份草案不是官方正式文件，也不会成为所谓的“最终文本”，暂时平息了各国怒火。

12月16日大会接近尾声之时，传出多个消息：第一，峰会主席康妮·赫泽高突然宣布辞职，由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接任主席；第二，本已引起巨大争议的“丹麦草案”再度被提出，引发了第二轮关于这份草案的激烈争论。事实表明，有关各方准备绕过双轨制和两个特设工作组，将这份草案强加给大会峰会，供与会首脑讨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气候谈判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苏伟在大会上三次拍案而起，对拉斯穆森直言：“这一举动将严重影响到哥本哈根大会的成功。” 巴西、印度、南非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对中方的表态予以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德波尔在当天晚上的记者会上就此表示，所谓“丹麦草案”有关方面仍在讨论，还远远不是正式草案。德布尔认为，只有在双轨制谈判模式下，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和《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提出的文案讨论，才是大会唯一的谈判基础。 这一过程显示出中国对气候制度的影响力。

本次大会召开前后，中国把握机遇，充分利用大会提供的平台，显示出积极姿态以及在国际制度框架内运筹帷幄的能力。

在从北京出发之前，温家宝就分别同印度、巴西、南非、埃塞俄比亚、丹麦、德国、英国等国领导人及联合国秘书长通话，深入交换看法，增进相互了解，为下一步外交斡旋作了积极而有效的铺垫。抵达哥本哈根后，温总理展开密集的穿梭外交，真诚、务实、细致、耐心地做有关各方的工作，呼吁各国必须着眼大局，立足现实，照顾彼此关切，迅速凝聚共识，求同存异，有效推进谈判，积极向世界传递希望和信心。温家宝多次与印度总理辛格、巴西总统卢拉、南非总统祖马举行“基础四国”领导人会晤，强调四国是发展中大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重要的共同利益、相同立场和一致的目标，应增进团结，加强协调，坚定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争取最大的利益。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尤为严重，在资金、全球温控问题上的特别需求。温家宝向有关国家领导人表达了充分理解和同情，坚定支持他们的合理要求，同时表示中国愿在南南合作和双边框架下，继续向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在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德国总理默克尔、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英国首相布朗时，温家宝有理、有利、有节地做工作，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承诺和义务，增强互信。温家宝还积极做东道主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工作，希望他们兼听各方意见，主持公道，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特别是本着公平、公开、透明的原则，有效推进成果文件的起草和磋商。

毫无疑问，借助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个极佳的平台，中国既展示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庄严承诺、积极行动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又以极具自律精神、责任意识的减排目标，以及寻求与世界各国在制度性的合作框架内更好地实现目标的决心，展现了对人类前途命运负责任的国际主义精神，使这一平台发挥了最佳效果。

有理由相信，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会在国际制度的舞台上，越来越多地发出声音、展示形象，在与世界有关各国的合作中，更好地承担起应承担的责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