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曾说：“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最后自己想来想去，竟然也搞不清楚当初是什么原因把彼此分开，然后你突然醒悟，感情原来是这么脆弱。经得起风雨，却经不起平凡。”

平凡是什么？是春天的田洼里拂过的一道带着泥土气息的野风，是一个人走在路上不经意间砸碎在肩头的雨点，是无数道剑气一样横七竖八插满日薄西山时天空疲倦的暮色，是——我在你身边，你日日相见逐渐左右手般交握的**褪却，总不是令人获得愉悦感官的好东西。

人生，像是一颗裹着糖衣的杏仁，外面那层甜被一天天耗尽了，然后情理之中的苦涩终于大大剌剌占据了舌尖。

一旦生活露出了它惨白无力的真面目，人又会重新被逼着捡起旧时的埋怨与怅然，心不甘情不愿又回到这旧时光中去，循环往复，不休不止，从一面明媚多姿中迅速闪入另一面的晦淡无光里，伸出手，却触摸到了一手沉沉的心垢。

以往说过的山盟海誓终于随着雷峰塔倒一夜现出了原形，曾经有他在，外面的世界听风是风，听雨是雨，如今有他在，风是呜咽的，雨是无情的，就连艳阳高照的晴日，那也是用来哄骗人的风景，世界不再鲜活，不再多彩，它回归了黑白的本色。

生命，如果是一袭华丽的旗袍，它的腐朽，仅仅源于一只叫做不甘的虱子。

黄逸梵的变化，源于辛亥革命后的一场闹剧。篡取了孙中山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在北京妄图复辟帝制，他大搞尊孔祭天，要把才从封建复古的魔掌中挣脱出来的社会重新困入家天下的牢笼中。面对这股反动逆流，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之士发起了一场“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新运动。

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像给这个暮气沉沉的社会放了把新鲜的烈火，整个社会仿佛在一夜之间苏醒，睁开睡意朦胧的眼，开始用一种审判的、觉醒的目光审视自身坑坑洼洼烂疮一样的顽疾。

短短几年，无数有为青年用青春热血在中华大地上掀起风暴一样的变革，那代表先进与觉悟的声音如同阵阵的雷声响彻每一寸土地。

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之强烈，之震撼，让身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生活中的黄逸梵也惊叹不已。

潜伏在她灵魂中沉睡已久的不羁和自由像是被重重击醒，在她内心一遍又一遍搅动不安的浪花，儿时被裹脚的惨痛经历和被逼出嫁的无奈心情，是她刻意掩藏起来的一道道狰狞的伤疤，即使过了这么长时间，午夜梦回时，它们仍是令她心悸悲哀的深深梦魇。

黄逸梵深恶痛绝与这些伤疤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制度，曾经无数次幻想用一把巨大的锤子敲碎这沉甸甸的金色牢笼。

所以当她看到无数女生剪着精神的短发，穿起露出小腿的黑色百褶裙在大街上到处走动，参加反封建反专制的示威游行时，她的整个人为之精神一振，多年来罩在自己身上那层禁锢好似被人用刀狠戳一下，应声碎裂。

从此她踩着这层碎片，在自由与新派的道路上拔足狂奔，不管不顾，一去不回。

改变先是从头开始的，尽管张廷重气得七窍生烟，再三反对，黄逸梵还是兴致勃勃去了理发店剪了一个当时很流行的学生头。

坐在理发店里，落地的大镜子被日光灯照得熠熠生辉，黄逸梵满面春光看着自己及腰的长发一点点被剪短，剪出一个带着笑意的女学生形象，一直被长发重压的脖子终于得到了解放。她在镜子上下左右打量着自己——简单的学生发型，保留了短直发的干脆利落，又不失一种娇俏的垂顺感。她抬手把一边的短发捋至耳后，绿莹莹的祖母绿翡翠耳钉将她衬托得既俏丽又鲜活，就连年幼无知的儿女都被她的美丽惊艳，咬着手指呆呆地看着如同仙女下凡一样的母亲。

她感到惊讶，初次尝鲜的成功令她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要涅槃重生，她用尽全力一点点改变自己，像只初飞的鸟儿，总是憧憬羽翼下扇起的苍狗白云。

家里的用人们开始窃窃私语女主人的装束变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黄逸梵的服饰已经融入了她鲜明的个性，仿佛人和衣裙是一体，走到哪里都刮起一股惊艳的视觉清风来。

她的服饰千姿百态，去参加舞会时，会穿一件显得天真，轻快的“喇叭管袖子”的连衣裙，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灵活的手腕。去茶馆喝茶时，又穿着一件领口挖成圆形的丝质衬衫，下面的裙子打着几百个活泼的褶子。

各种颜色的丝巾是她脖子上的常客，白丝袜脚跟上会绣着一些花，顺藤摸瓜爬到了小腿肚子上。

就连她的女儿看她在短袄的衣襟上别上一枚绿玉别针时，也会由衷羡慕，小张爱玲曾经当着母亲的面发过誓：“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

黄逸梵飘逸的审美从那时候起就已经根植于张爱玲的心中，这和血脉相承毫无关系，这是两个女性对美丽事物的共鸣，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灵犀，到死都不能将之割舍。

黄逸梵的打扮引人注目，那种艳丽张扬的颜色剧烈冲撞着眼球，迂腐的张廷重看不过去，他盯着在穿衣镜前用心打扮的妻子，没好气地嘀咕道：“又做，又做，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

在他看来，黄逸梵出挑的衣着实在不符合保守的审美，还有招蜂引蝶的嫌疑，对此，黄逸梵总是抱以无谓的一笑，做丈夫的根本不懂她，她也不需要浪费精力和他争辩什么。

虽然张廷重对妻子横挑鼻子竖挑眼，底下的女性用人却在一边暗自腹诽的同时一边照着女主人的样子悄悄改变自己的衣着样式。

她们羡慕的，不仅是黄逸梵的出色外在，还有那种忠于真我的洒脱、我行我素的个人魅力。她们隐约感到，这个女主人和以往伺候过的任何一位大家小姐都不相同，既让人侧目又让人敬叹。

宅子里的日子原本过得不温不火，时间在鸦片的气味中堪堪停住，不再挣扎向前，人们活得如同不起波澜的死水，永远是一片雾腾腾的死气。

但黄逸梵拼了性命想挣脱，她一头扎入外头新鲜的空气中，大口大口地喘息，仿佛身上十万八千个毛孔都在贪婪地苏醒。

那时候，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整改社会秩序与道德的同时也带起了一股新的文学风尚，咬文嚼字的文言文被言简意赅的白话文体代替，好认好读且充满语言文字乐趣，学习能力出众的黄逸梵很快喜欢上了那些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报刊。家里新兴的刊物《新青年》《妇女时报》占据了大半个书架，她沉浸在充溢新鲜思想与品格的文字中，读着思考着，积极汲取新生的力量，与经常翻阅古典文籍的丈夫张廷重形成鲜明的对比。

新文化的输入冲击着黄逸梵的思想，她第一次知道，原来女人并不需要裹小脚、三从四德，不需要遵循很多规矩，原来女人也可以在沙滩上穿着泳衣晒太阳而不必担心被人指指点点，原来女人更可以在爱情中主动出击，化茧成蝶双宿双飞。

《希腊神话》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潘多拉趁着愚蠢的丈夫埃庇米修斯不注意打开了一个魔力匣子，结果里面没有她期待的金银珠宝，只有数不尽的灾难与瘟疫，从她打开盖子的那一瞬间，人们就和各种痛苦与疾病为伍，潘多拉惊慌失措，悄悄关上了匣子，留下了世上唯一一件美好的东西——希望，因此即使人类不断受苦，被生活折磨着，但是心中有了希望，才能不断自我激励，在任何苦难面前，人生也绝对充满美好的希望。

如果说黄逸梵从出生时就打开了属于自己的潘多拉魔盒，那么现在焕然一新的外部环境给了她重新树立自己的希望。

她愿意接受崭新的思想，愿意尊重生活的曲折和美丽，倘使她的童年和青春开在一块贫瘠的土地，而她此刻正破土而出，用力开出多情的花朵。

爱美的她还学习西洋插花，用一个造型奇异的花瓶装着插花的绿色胶泥，花朵取材自家宅子的花坛中。但也有例外，她会去花店买价格昂贵的郁金香和卓锦万代兰，按照老师的方法，将花束整理得高低错落，线条优美。她巧手打扮生活着的环境，即使那盆花和老宅子的古典浓厚毫不搭界，她却浑然不在意，在自己营造的美丽而又轻松的小世界里尽情游弋。

她对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灵犀，传统的国画并不能满足她的探索欲，她喜欢上国外的油画。

自从十五世纪文艺复兴后，欧洲的绘画事业拓展出一片宏伟的蓝图，许多美术家们的思想逐渐从长期的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他们一方面从希腊、罗马的古典艺术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通过实践和科学的探索，发明了透视法，在绘画技艺上有了巨大的突破。

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提香的《维纳斯的崇拜》、拉斐尔的《圣母像》无一不是震惊画界的传世神作。画面上大块鲜艳的用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绘画者心中澎湃的**与向往，代表着社会变革的喜悦和蓬勃。

这样的画作，它透露出来的深刻内涵无疑和黄逸梵内心履迹相应合。她买来油彩和画笔，从头开始，步履艰难地学习对她来说毫无经验可寻的油画技巧。

尽管学起来十分费劲，她却画得滋滋有味，对于新生事物，她总是怀着虔诚的心态接受，不敢有过多的怠慢。

从那时候起，神秘的西方世界就在她的心里投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她渴望着，哪天能够踏上万里之外的国土，揭开它新奇的面纱。

而这颗愿望的种子，一旦给予它适时的浇水施肥，就会萌发出现实的光辉。

黄逸梵一日千里的变化着，给张廷重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个平庸的男人顽固不化，乐于在醉生梦死中麻痹自己，对于家族的失望、对于人生的失意，他希望黄逸梵能和他一样继续沉沦下去，继续做满清贵族都喜欢做的富贵旧梦。

对于他来说，黄逸梵看的书是动乱的根源，喜欢的衣服是伤风败俗的开端，去学习新文化是对自己高贵身份的背叛，喜欢外国的事物是蔑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

他不知道，人的每一次蜕变都是为了迎接更好的未来，有人迎头赶上，有人畏缩不前。时光的车轮碾过旧的尸首，如果灵魂足够光亮，那么在转身的那一刻就不必担心看不清前方的路途。

很多人怀着同样美好的心愿聚集在一起，他们愿意相信今后可以一起依偎取暖，然而现实总会给人上一节名叫同床异梦的课。如同黄逸梵和张廷重，两个人最初站在婚姻的同一起跑线端，选择的是南辕北辙不同的行走方向。婚姻始终并行在不能合拍的两岸，左岸是守旧，右岸是创新，他们站在河的两岸，四目相接，谁也说服不了谁上前一步，渡过鸿沟。

再美丽的故事，总有消沉落幕的时候，幸福的时光容易蒸发在现实的零碎中，撕下光华的面具，人生的真相永远爬满了虱子。

不管怎么说，故事还得继续，灿烂的星空下，有一个名叫黄逸梵的女子正准备开始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