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36年的交集中，孙家鼐与翁同龢不仅同朝为官，而且同为帝师，长期在一个地方办公，当时，“维时冲人践祚，母后临朝，强敌凭陵，国势渐弱，士大夫言变法，新旧交争，渐成门户之见。”⒄他俩非但没有成为“政敌”，反而建立了深厚友谊。无论是放在晚清政坛，乃至于放在古今政坛上，都是堪称人间佳话。

一、交往频繁

翁同龢酷爱记《日记》。从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1858年7月31日)开始，到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1904年6月27日，一周后，翁同龢逝世)，46年间，几乎是寒暑无阻，逐日记录，留下了丰富史料，被誉为“晚清三大日记”之一。在《日记》中，翁同龢不仅记录当日天气、朝廷大事、读书心得等，还记录了与亲友、同僚的交往。其中，记载孙家鼐高达800余次，有时，一年交际就有三四十次之多。

《清史稿·列传·孙家鼐》记载，“家鼐简约敛退，……闭门斋居，杂宾远迹，推避权势若怯。”是个不爱交际、不**际的官员。他一生能与翁同龢交往如此频繁，充分证明，两个人的交情非同一般。

二、经常推杯换盏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大都是通过聚餐这个平台进行的。能吃到一块，才有可能说到一块。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而能说到一块，才会好到一块。对此，《翁同龢日记》中几乎每年都有比较详细地记录：

1879年5月11日，“邀请岑彦卿小饮，孙燮臣、徐颂阁等作陪。”⒅

1891年2月20日（光绪十七年正月十二日），晴，极暖，午后阴。……（翁同龢）“是日邀请数客，申初坐待福相至，酉正毕，谈至戌正罢，肴尚佳。（参加者）李中堂（兰孙）、福中堂（箴亭）、麟冢宰（芝庵）、豫大臣（锡之）、孙总宪（燮臣）、徐侍郎（颂阁）”。⒆

1894年1月23日（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浓阴欲雪。……是日消寒第三集，客甫齐而余疾作，勉强送酒，眩不可支，遂偃卧，汗出如浆，气涌如沸。……令斌孙陪客，……徐荫轩、李兰孙、豫锡之、孙燮臣、麟芝庵、许筠庵。”⒇

1897年5月5日，“阴，旋晴，午后风，似外间有雨。……午邀谭敬甫，麟、徐二公、孙燮臣、钱子密陪。”（21）

1898年1月19日，“晴。……是日招同人小集，而客强半皆总暑友，于是四客先坐，直至戊初总暑四公始来，草草饮数杯，客去亥初矣，兀坐至五鼓。徐小云、孙燮臣、崇受之、徐颂阁、敬子斋、张樵野、廖仲山、立豫甫。”（22）

翻阅《翁同龢日记》，明显感到，早年，翁同龢与孙家鼐聚会的机会多一些，每年好几次；到了晚年，这种聚会日益减少，每年不过一次半次。这并不等于两个人产生隔阂，关系疏远，而是两人都是当朝大员，位高权重，公务缠身，又加上两人都已年老体衰，时常闹病，不可能再像年轻时代那样有体力、有精力、有热情，十天一小聚、半月一大聚，这也是人之常情、天之常理。

三、私交密切

官员之间，公共场合的交际，有可能属于场面上的应酬。而真实反映两个人密切程度的，还要看两个人的私下往来。对此，《翁同龢日记》里，也有不少证据：

1862年4月25日（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晚与燮臣谈”。

1862年8月7日，“晨霞班驳，旋阴云四塞……到中街检书。未初访燮臣。”（23）

1863年7月9日，翁同龢“访孙家鼐，谈良久，益友哉”。（24）

1871年7月25日，“竟日浓阴欲雨。……邀孙燮臣便饭，主客二人，自戌初谈至亥正而散。”（25）

1878年4月12日，“吊孙燮臣兄（孙家丞）之丧。”（26）

1878年5月2日，“未出，孙燮臣来，夜诣绍鹏谈。”（27）

1878年6月9日，“燮臣带诗，日来皆顺。”（28）

1878年7月2日，“拜客，晤燮臣。”（29）

1878年11月12日，翁同龢“贺孙燮臣移居，再到长安街屋。”（30）

……

1898年5月9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九日），“晴，午后风起云翳。……晨，燮臣来谈。”（31）

他俩聚会吃了什么，吃饭时，又聊了啥……这些，见不到孙家鼐的一个字，《翁同龢日记》里，记载也少，即使有一些，也是片言只语。困惑多时，拨云见日，却在《翁同龢诗集》中有了意外发现。

大家都知道，翁同龢的书法名声很响亮，《清史稿?列传?翁同龢传》认为，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清稗类钞》中，徐珂指出：“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而清末民初著名的金石学家、书法家杨守敬对翁同龢的书法更是赞赏有加，在《学书迩言》一书中断言：“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

其实，翁同龢多才多艺，能绘画、制联、写文章，也善于作诗。他的诗歌题材多样，委婉含蓄，清隽典雅，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翁同龢诗集》里，收录他的1200多首诗作。集中，有一首《咏菜糊涂》：

其一

再拜惊呼麦一盂，老来才识菜糊涂。

海州学舍斋厨味，柔滑香甘似此无。

其二

一饭艰难世岂知，当年豆屑杂麸皮。

孤儿有泪无从咽，不见耶娘吃粥时。

其三

隔巷孙兄德有邻，炊藜饷我倍情亲。

夜长月落尖风紧，多少穷櫩忍饿人。（32）

菜糊涂，清汤寡水，青菜煮熟，浇上用麦麸子、玉米面等搅和成的面糊糊，俗称“菜糊涂”，也叫“菜糊糊”。笔者家在淮南，生于1960年代初，“刮五风”饿死人时期，“菜糊涂”几乎是父老乡亲的家常饭。历朝历代，“菜糊涂”都是江淮贫苦人家的常见食物，喝得肚子鼓，一泡尿就没，还有什么值得吟咏的？

翁同龢自己做了回答。在《咏菜糊涂序》中，他说：“江淮间屑麦和菜，入釜调之，曰‘菜糊涂’。先祖在海州时，举家所常食者，同龢熟其名而未知其味。一日，燮臣以此见饷，既荐于寝，追忆八十年旧事，感叹不已。”

是啊，翁同龢生长在一品大员之家，娇生惯养，锦衣美食，哪有机会喝“菜糊涂”？好在他不忘本，老想喝一喝“菜糊涂”，体味祖父创业的艰辛。而孙家鼐，也不是富贵之家出生，经历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以后，他的家庭也陷入喝“菜糊涂”度日的窘境。直到孙家鼐在京城高中状元之时，他的妻子宋夫人还在寿州老家帮别人洗衣服贴补家用呢。所以，当翁同龢与孙家鼐聊起海州往事，宋夫人特意为他做了一顿“菜糊涂”。喝过这碗“菜糊涂”，忆苦思甜，作为性情中人，翁同龢忍不住长吁短叹：“一饭艰难世岂知，当年豆屑杂麸皮。孤儿有泪无从咽，不见耶娘吃粥时。”并发自肺腑地表白：“隔巷孙兄德有邻，炊藜饷我倍情亲。”翁、孙友谊，更见深厚。

四、互相帮忙

但翁、孙二人，不是酒肉朋友，吃吃喝喝，吹吹拍拍。有酒有肉往前挤，有病有灾往后躲。

1879年5月9日，“是日定议将头条胡同屋让孙燮臣居之，每月租价12两。”（33）

从父亲翁心存开始，翁家久居京城，数次搬迁。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就出生在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里。1849年，他父亲奉召进京，擢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有两处住房，一在内城东华门，一在宣武门外南横街。”（34）1860年，翁同龢以每月20两的价钱，租住了兵马司中街一个有20余间房子的院落，命名为“小苏斋”；到了1871年，他又在头条胡同买下一处住房，请母亲住正房，自己住在西耳房。

1879年，他的母亲已谢世7年。为了让老友到毓庆宫上班方便，免遭劳顿之苦，他把这处离皇宫较近的头条胡同住所，以优惠价值，租给了孙家鼐。

当时，翁同龢已是工部尚书，他可能想另外换一个更合适的府邸，所以，三个月后，孙家鼐帮他相中一处院落，并领着他去看房。此房位于紫禁城“南河沿东安门，金姓屋，甚轩爽，价须三千，力不能任。”（35）按理说，他父亲是大学士，他的两个哥哥都是省部级干部，家底丰厚；他也是正部，俸禄可观。为何连买房子的三千两银子都掏不出来呢？

一则，他一生居官清正，廉介自持，从不贪赃、受贿，没有外捞。他说过：“余等居官只图干净，穷死不怕。”（36）

二则，他爱好书画，更喜欢收藏古书、字画、古玩。自己的俸禄、家底，大都送给了琉璃厂古玩店。为了购得王翚的《长江万里图卷》，他一下子花出去四百两银子。为收藏一生破费多少钱财，实在无从统计。2000年，美籍华人翁万戈（翁同龢的五世孙，属于过继性质）以450万美元的价格，向上海图书馆转让翁氏藏书80种542册善本。其中宋刻本《集韵》、《邵子观物内外篇》和《长短经》等11种，元刻本4种，明刻本12种，清刻本26种，名家抄本和稿本27种。宋朝刻本多为孤本，被学术界评定为国宝级文物；2007年7月，“翰墨流传：翁氏六代珍藏书画精品展”在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展出，30余件书画，包括《圣祖降临画卷》（南宋宫廷画家梁楷作品）、《长江万里图卷》和明代著名书法家文征明的《家报卷》，都是精品。这些信息，无不表明，翁同龢的收藏颇丰，投入巨大。

人吃五谷杂粮，岂能无病无灾。特别是，翁同龢出生时，父亲已40岁，母亲许氏也属于高龄产妇。他比大哥整整小了20岁。母亲缺少乳汁，正巧大嫂生下长子，于是，翁同龢就与大侄子一起，喝着大嫂的奶水长大。但他天生体弱多病。经过多年的中医调济，成人后，虽然体质好了不少，但还是免不了三天两头闹病。

据《翁同龢日记》记载：1893年11月11日，翁昨夜呕吐、左脚极疼等。12日，燮臣来诊脉，并赠酒黄散敷之。入夜，发胀而痛，药性起作用；晨起，腿脚正常。14日，就上早朝，并能三跪九叩……

另外一处，《翁同龢日记》记载：“邀燮臣为斌孙诊脉”（37）（1880年11月27日）、“（斌孙）病有退机，孙燮臣来诊脉”（38）（1881年2月12日）

翁斌孙（1860—1922）是翁同书的大孙子，也是翁同龢的大侄孙。翁同书死后，他一直跟着翁同龢生活，对其视若己出，呵护有加。1877年，17岁的翁斌孙少年得志，中了进士，以侍讲衔任翰林院检讨。后任武英殿纂修、内阁侍读、大同知府、冀宁道、署直隶提法使等职。

这两处日记说明，早年，为了救治父亲、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孙家鼐学过一段时间中医，医术比较高；翁同龢、翁斌孙爷孙两代患病，孙家鼐都是上门送医送药，嘘寒问暖，两人的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不是虚言。

五、情投意合

当然，作为帝师，他俩在交往中，除了这些世俗生活、人情往来，还有一些不同常人之处。

两个人都是“心学”信徒。《翁同龢日记》多处记载：

1962年4月25日（同治元年三月二十七日），“燮臣沉潜好学，服膺阳明之书，立志甚远，余欲兄事之。”（39）

1962年5月1日，“与燮臣谈。燮臣凝厚而开展，余兄事之，冀其有所箴益。”（40）

同时，两个人学术水平旗鼓相当，还发生过“英雄所见略同”的趣事：

1881年11月16日，“访燮臣，对勘，意见竟相同，相对爽然，在彼处吃饭。”（41）

正因为有上述的密切交往和情感交流，所以，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两人义结金兰，成为结拜兄弟：

1864年5月24日（同治元年四月初三日），翁同龢“晨诣燮臣，待树南来同换帖，遂归。”（42）

六、患难见真情

平平常常、顺风顺水的时候，友情不过是脖子上的一条领带，华丽、时尚，却并非“标配”；而风雨降临、寒气袭来的时候，友情则像是身上穿的一件棉马甲，尽管朴素无华，却能温暖人心。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上谕，正式宣布变法，并将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第一个具体目标，写进了简短的变法纲领性文件《明定国是诏》。“变法之事，遂如春雷之启蛰，海上志士，欢声雷动，虽谨厚者亦如饮狂药。”（43）（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中国光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249——250页）

4天后，也就是6月15日，是翁同龢的68岁生日。

这一天，他和往常一样，在颐和园住宿值班。未待天亮，就到了朝房，同其他大臣一起静候皇帝的召见。是日，天气特别阴沉，下着毛毛雨，“檐滴有声”。一会儿，御前太监传呼诸大臣进殿，翁同龢勿入。约莫三刻钟光景，被召见的大臣陆续退朝。先是荣禄，接着是徐桐、刚毅，从他身边走过，连个招呼也不打。最后一个出来的是孙家鼐。他沉重的心情默默地向翁点了点头。接着，御前大臣出来传翁同龢听旨，翁同龢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翁同龢是被光绪帝开缺回籍的？还是经慈禧太后授意、威逼的？抑或是顽固派群起而攻之，翁同龢无法立足，被朝廷撵走的？争议一直很大。限于时间、主题和篇幅，笔者暂且放过，不去蹚这池浑水。

凤凰落毛不如鸡，虎落平原被犬欺。这是功利社会最生动、真实的写照。开缺前，翁同龢权倾朝野，家里宾客盈门，门生故吏、亲朋好友、远亲近邻，终日络绎不绝；开缺后、回乡前，很多人都像躲避瘟神似的，连个影子也见不到了。恰恰在这个时候，不怕受到牵连的老哥哥孙家鼐出现了：

四月二十九日（6月17日），“晴，晚有风。……燮臣来。”（44）

五月初二日（6月20日），孙家鼐派人给翁同龢送来菜肴；（45）

五月初五（6月23日），朝廷做了重要的人事变动：“孙家鼐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王文韶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荣禄直隶总署、北洋大臣，崇礼步兵统领。”（46）

五月初九（6月27日），“早间，孙燮臣来谈。”（47）

五月十二日（6月30日），也就是翁同龢启程的前一天晚上，孙家鼐再次上门，与翁同龢话别，“直至戌正二乃去，真深谈矣。余何人，仿佛谢迁之去耶，为之一叹。”（48）在翁同龢遭受意外打击、动身返乡期间，孙家鼐毫无顾忌，多次探望、馈赠，眷恋、慰藉之情，真是感天动地！请问，世上能有这样讲情重义的政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