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是中国百年屈辱近代史的开端。在此之前，骄傲自大的中国士大夫一向喜欢宣称中国是天朝上国，周围的小国都是蛮夷，必须臣服于中国这个所谓的世界中心。然而，在1840年开始的这场充满血腥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军队，无论是满洲铁骑，还是绿营精兵，在来自遥远小岛上的英国人造的坚船利炮面前，都是那么的不堪一击！这对当时的士大夫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冲击，传统的华夷观念受到严重的挑战，而近代化的新观念还需要许多年才能深入精英阶层的头脑中。

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内部就鸦片泛滥、白银外流一事，就有所谓的严禁派和弛禁派之争。严禁派主张采取一切措施，甚至不惜一战，也要一次性彻底根除烟患。弛禁派主张暂缓禁烟，允许内地人民自由种植罂粟提炼鸦片，以对抗英国的鸦片输入，减少白银外流。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原来的严禁派就变成了主战派，而弛禁派就变成了妥协派。主战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而妥协派的代表人物正是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

考虑到此时的曾国藩和穆彰阿的密切关系，我们在考察曾国藩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态度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穆彰阿的影响。

总的来说，曾国藩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期初，他和一般中国人一样，对英国的侵略感到很愤懑，相信中国军队能够迅速击败侵略者。

1842年5月，英军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向北进犯。5月18日，攻陷战略要地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又发起吴淞战役，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此后，英军沿着长江向西进犯，妄图切断中国内陆交通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

曾国藩在6月5日给祖父母的信中说：“英国人去年攻占宁波府和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真是太可恨了。京城人心安定，就像没事的时候一样。看来，这些英国人很快就会被我们彻底消灭的。”可见，这时候的曾国藩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充满自信的，并没有料到日后的惨败。这基本上就是议和之前曾国藩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其中并没有透露出任何妥协求和的意味。

但当中国军队遭遇惨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之后，曾国藩的态度却与一般的士大夫有了很大的不同。1842年8月9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自英国人主动挑起战争至今，已经两年了。做将领不知道如何带兵，当兵的不知道怎么打仗，对于国家的威望，确实是有一些损伤。这次议和，实在是不得已。但是，如果这样做可以使英国人永不犯边，中国从此得到安宁，那么我们即使以泱泱大国的身份屈从于一个小小的岛国，那也是顺天应人之举，谁说不是上策呢！”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南京条约》的签订是持赞成态度的。他的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很显然是来源于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在他以后的外交实践当中，这种思想还会经常地体现出来，并且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再到李鸿章，这是一脉相承的对外妥协的体系。

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主战与主和之争，从鸦片战争开始就已经存在了。主和的既然有体系，那么主战的也不能不没有体系。主和的体系是从穆彰阿到曾国藩，到李鸿章，主战的体系则是从林则徐到左宗棠。

在鸦片战争期间，左宗棠的表现就和曾国藩有了很大的不同。诚如上面所说，曾国藩虽然对英军的侵略感到愤慨，坚信中国能够取胜，但是并没有明确表达主战的观点，合约签订后，曾国藩更是倒向了求和的穆彰阿一方。左宗棠则不同，他是坚定的主战派。

战争期间，左宗棠翻遍古籍中有关海防的记载，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总结出“练鱼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体的应敌措施。他又多次写信，与恩师贺长龄讨论攻守事宜。

战争的进城令他非常失望，清廷罢免林则徐更是令他无比愤懑。当他得知清廷苟且求和，与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后，愤怒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所以，当我们探寻曾、左矛盾之缘起的时候，不得不仔细考察他们在鸦片战争的这种差别。曾、左矛盾的因子，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在国家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同时，曾国藩个人的命运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曾国藩在朝考结束之后曾经回老家呆过一段时间，当他再次来到京城的时候，他决心做一个圣人。他已经选择好了他要膜拜的对象，那就是唐鉴。

唐鉴，湖南善化人，清代著名理学家。1778年生，年长曾国藩三十三岁。1809年进士。当时在京城担任太常寺卿的官职。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理学几乎被所有人遗弃。唐鉴特立独行，摒弃考据，崇尚理学。唐鉴的身边，集结了一大批像倭仁那样的理学专家，这个群体对扭转当时的学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曾国藩以外，唐鉴还和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日后的湘军大将罗泽南等湖南士子有交游，他对湖湘理学的兴起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非常崇拜唐鉴，便以弟子之礼前去拜见他。唐鉴见曾国藩这个来自家乡的年轻后生相貌堂堂、器宇轩昂，言行举止都非常得体，学习的态度又非常诚恳，非常高兴，答应做他的老师。

曾国藩行完拜师之礼后，问唐鉴：“先生，学生愚钝，不知道修身以及读书的方法，请先生赐教。”

唐鉴抹了抹花白的胡子，道：“修身也好，读书也罢，都要照着《朱子全书》上面所写的去做。关键在于实践。只读书不实践的话，纵然能够倒背如流，也不能提高自己的品行。”

《朱子全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著作集合，是程朱理学的入门之书。恰好，曾国藩最近正在看这套书，所以他还想问得更详细一点。于是，他说：“学生愚钝，还请先生详细解答。”

唐鉴点点头，说：“修身的要点，分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外表，要严肃整齐，有刚强之气；一个是内心，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至于读书的方法，要点在于真正读懂一本经书。假如真正读懂了一本经书，那么其他的经书也就跟着读懂了。切不可东翻翻，西看看，那样什么书都会读不懂。”

曾国藩听完，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继续问道：“学生虽然很想修身，也很想专心致志地读点书，但总是坚持不下来。敢问先生应当如何改变？”

唐鉴道：“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颗恒心。人要是没有恒心的话，任何事情都会办不成。我有一个学生，名叫倭仁，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想必你也是认识的。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使自己保持恒心。他立下日课若干条，一言一行都按照日课行事。每天都写日记，检查自己言行的得失并加以改正。督促自己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记日记。你可以去拜访拜访倭仁，向他求教。”

曾国藩点点头，说：“谨遵师命。”沉默了一小会儿后，曾国藩又问：“古今中外的学问，浩渺犹如大海。弟子愚钝，实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告诉我做学问的方法。”

唐鉴回答道：“做学问的方法只有三门，那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当中，义理是最重要的。考据之学，往往管窥蠡测，而辞章之学，不精通义理的人也是学不好的。”

唐鉴的这个分类法来自桐城派，而在曾国藩看来，仅仅有这三样还不够，必须加上经世致用才算完整。当时，在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影响下，湖南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与当时盛行的乾嘉考据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国藩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很深。所以，曾国藩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方法不是义理，而是经世致用。带着这个疑问，曾国藩继续问道：“那么经世致用之学呢？”

唐鉴道：“经世致用之学，就在义理之中。”

曾国藩听罢，恍然大悟，心想：唐先生虽然不说经世致用，但认为经世致用包含在义理之内，他比桐城诸子看得更深更远，对考据之风的冲击也会更大。接着，曾国藩又问：“弟子准备专门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但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下手？”

唐鉴回答道：“最好的方法是读古代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兴衰缘由、为政得失、典章制度，全都记载在史籍当中。熟读史籍，勤加思考，许多现实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经过唐鉴这么一解释，曾国藩对于读书和修身的方法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谨遵老师的教诲，切实去做。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按照唐鉴的指点，前往拜访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

倭仁，蒙古正红旗人，清代著名理学家，政治保守派的代表人物。1804年生，年长曾国藩七岁。1829年进士，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

曾国藩前去拜访倭仁，倭仁也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举止得体的理学爱好者。叙礼完毕，曾国藩对倭仁说：“唐先生说艮峰兄（倭仁，字艮峰）的修身功夫做得很好，每天都记日记反省。今天我特意来拜访，就是想请艮峰兄不吝赐教，将修身的方法传授给我。可否先让我看看你的日记？”

倭仁听罢，前往书房拿出日记，小心翼翼地递到曾国藩跟前，说：“赐教不敢当。日记全在这里了，涤生兄可拿回去细看。”

曾国藩拿过日记，略微地翻了翻，发现那上面记载的很多事情，在一般人看来都是见不得人的，比如前天因为一点小事训斥了婢女一番，昨天看到别人收藏的宋刻本就想占为己有之类的。倭仁将这些展现自己心灵阴暗一面的事情全都记载在日记中，并且附有深刻的反省，这令曾国藩感到由衷的佩服。

曾国藩看了一会，道：“艮峰兄的日记，如此胸怀坦**，国藩佩服之至！”

倭仁笑了笑，说：“不这么做，人的坏毛病就除去不了。”

曾国藩点点头，合上日记，对倭仁说：“除了每天记日记之外，艮峰兄对于如何修身一定还有许多见解，还请不吝赐教。”

倭仁沉思了一会，说：“理学修养，‘研几’的功夫最重要。所谓的‘几’，就是事情在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来的那点苗头。把握住这种苗头，提前想好应对的办法，等到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应对自如了。”

曾国藩问：“那么如何才能把握住这种苗头呢？”

倭仁回答道：“最好的办法是静坐。《大学》中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个人处在极其安静的环境中，最能看出事情的本质。一个记日记，一个静坐，你能切实做到的话，成就就可以超过我了。”

在接连拜访唐鉴和倭仁之后，曾国藩对于如何克己复礼学做圣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他为自己定下日课十二条“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议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无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并切实履行。曾国藩本来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之前的日记大多是纯粹的记事，决心做圣人之后，他的日记一改原来的风貌，大部分内容都是反省。他的日记也像倭仁的一样，记载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诸如好色、好怒之类。

曾国藩决心做圣人之后，改掉的第一个毛病就是抽烟。

当然，这里说的烟不是鸦片烟，而是一种湘中土烟。这种烟劲头足，吸上一口，飘飘欲仙，喜欢抽的人很多。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就是一个老烟客，曾国藩受其影响，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抽烟。在私塾读书的时候，曾国藩成天烟筒不离手，一边读书，一边吞云吐雾。

1831年，曾国藩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抽烟太多，遭到了山长刘元堂的当众训斥。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打击，他决心戒烟。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号“涤生”。他在日记中这样解释他的这个新名字：“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当时，曾国藩是真心想要戒断烟瘾的。然而，戒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每当背书背到非常困乏的时候，曾国藩不由地又想起了土烟。内心经过一番残酷的斗争之后，曾国藩的欲望还是战胜了理智，他又开始吞云吐雾起来。他本想借助土烟解乏，但长此以往他发现，土烟不但不能解乏，反而增添了不少悔恨，因为大把的时间就在抽烟当中浪费了。

之后的几年，曾国藩一直处在戒烟与抽烟的矛盾之中，直到他去拜见唐鉴和倭仁，立下学做圣人的誓言。曾国藩认为，相对于戒除懒惰、戒除骄傲而言，戒烟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以他准备把戒烟当做一场试验，检验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像倭仁那样做到真正的克己复礼。

为了表明自己戒烟的决心，他发誓说“从今以后永不吸烟！不能立即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还请身边的亲人监督自己。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在家里确实不抽烟了。但他身为京官，应酬比较多，经常要出去拜客，看到别人吞云吐雾的惬意神情，曾国藩又心动了，在同僚的嗾使下，又加入了抽烟的队伍。此后的日子，曾国藩的内心又重新陷入戒烟还是抽烟的矛盾之中，这令他感到非常痛苦。

终于有一天，曾国藩在又一次吞云吐雾之后，怀着对自己没有恒心的万般厌恶，下定决心戒烟。他在这天的日记当中写道：“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他彻底认识到，自己连戒烟这么一件小事都做不好，还谈什么学做圣人呢，以后又怎么可能有所成就呢！

第二天，曾国藩又狠下心来，将所有的烟具全部毁掉，把所有的烟叶子全部倒掉。这一次，他是动真格的了。自此以后，曾国藩再也没有抽过烟，直到去世。

曾国藩戒烟和我们一般人戒烟一样，经过了好几次反复。其实，我们都知道，戒烟的最大敌人不是烟瘾本身，而是自己的内心能否拒绝烟味的**。我们普通人戒烟往往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缺乏定力，缺乏恒心，曾国藩在这方面强出一般人很多，所以他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而我们只能“泯然众人矣”。

在戒烟的同时，曾国藩在戒除懒惰、戒除骄傲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同僚的眼中，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水平已经能够和倭仁媲美。良好的道德修养也使曾国藩在京城当中，获得了极高的美誉度，这对于他未来事业的发展，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曾国藩不断克己复礼，加强道德修养的同时，他的仕途也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朝考过后，曾国藩是翰林院庶吉士。1840年5月，曾国藩在庶吉士散馆考试中获得二等第十九名，得到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职，从七品。1843年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从五品。1847年7月，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面对如此浩**皇恩，曾国藩有点得意忘形，他在家书中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然而，曾国藩的好运气才刚刚开始。1849年2月，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藩为礼部右侍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是正二品大员。不久，曾国藩又兼署兵部右侍郎。1850年，曾国藩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1851年兼署刑部左侍郎，1852年兼署吏部左侍郎。这样，曾国藩一人身兼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五部的侍郎，除了户部的事情之外，其他的他都要管。在汉人一直受到压制的清朝，曾国藩能够在朝廷的中枢掌握这么多重要的权力，是非常罕见的。

当然，曾国藩的高升，离不开他的政治恩师穆彰阿的提携。关于这一点，野史里面有着精彩的渲染。

话说这一天，身为首辅的穆彰阿随侍在道光皇帝身边。皇上看着穆彰阿，突然想起他经常推荐的那个被京城士大夫视为道德楷模的曾国藩来。他对穆彰阿说：“最近你经常推荐那个叫曾国藩的汉人，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能令你这么折服？说来给朕听听。”

穆彰阿没料到皇上会突然问这个，有点紧张。要是在平时让他说曾国藩的好处，他能说出几百条来，但这时，他却一条也说不出来了。他想了想，曾国藩读书多，记忆力一定不差，所以随口应了一句：“曾国藩记性很好，过目不忘。”

皇上听完，点头表示认可，说：“你回去跟曾国藩说，朕明天在南书房单独召见他，叫他好生准备着。”

穆彰阿听罢，知道这是皇上准备重用曾国藩的信号。他打心底里替曾国藩这个自己最看重的门生高兴。当他回到府邸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将曾国藩请了过来。

叙礼完毕后，穆彰阿高兴地对曾国藩说：“涤生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皇上跟我说了，他明天要在南书房单独召见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你一定得把握好。对了，我跟皇上说你最大的本事就是记性很好，过目不忘。当时我也是急了，只说了这一条。你回去后，好好地将经书温习一遍，免得明天被皇上问倒。”

曾国藩听罢，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皇上要重用自己，只要明天的召对不出什么纰漏，以后的锦绣前程那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但问题是，穆彰阿说他最大的本事是过目不忘。这让曾国藩很担忧，因为清朝的皇帝都是文化素养很高的，臣子被皇帝问倒是常事，若是明天曾国藩也被问倒，那么不光曾国藩会被皇帝遗弃，就连穆彰阿也得承担举荐失察的罪责。

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府邸。为了充分准备，他把经书全都搬了出来，希望临时抱佛脚能起点作用。然而，无论他怎么努力，还是背不流利。这天晚上，他一直担心明天的事情，居然彻底未眠。

第二年，因为失眠双眼红肿的曾国藩跟随太监，进了南书房。曾国藩的心情还是很忐忑，生怕今天的召对会出问题。等了许久，太监还是没有进来告知他皇上驾临。焦急的他在书房内来回地踱着小步。

难道皇上改变初衷，不准备重要自己了？曾国藩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这样质疑自己。

足足一个钟头后，太监进来告诉曾国藩说：“曾大人，皇上临时有事，今天就不召见您了。明天再召见。”

曾国藩一头雾水，完全不知道皇上的用意。从皇宫中出来后，他立马赶往穆彰阿府邸，将此事告知穆彰阿。

穆彰阿的官场经验以及对皇上的了解程度都要远远超出曾国藩，他一下就看出了事情的奥妙。他问曾国藩：“你刚才留意了南书房的摆设，特别是墙上的字画吗？”

尚未精通做官之道的曾国藩摇摇头说：“我一直在等皇上召见，无暇顾及这些。”

穆彰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机缘可惜。”深思了一会之后，他又对曾国藩说：“涤生，你这样做，包四百两银子送给刚刚带领你的那位公公，求他将今天南书房墙壁上挂的画以及画上的字全都告诉你。我之前跟皇上说你过目不忘，我估计皇帝就是要以这些画作来考你。这是 皇上惯用的方式。”

曾国藩一听，这才恍然大悟，赶紧辞别穆彰阿，拿出四百两白银送给那位公公。那位公公得了银子，喜笑颜开，当即将画作的内容全部透露，还告诉了曾国藩一些召对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曾国藩忐忑了一天的心，到这时终于平静了下来。有了太监透露的这些消息，曾国藩觉得，自己已经有足够的把握可以应付明天的召对。于是，他美滋滋地睡了一晚，第二天精神抖擞地前往南书房见皇上。

皇上看到曾国藩这副龙马精神的样子，很是喜欢。夸奖了曾国藩几句后，皇上果然问起了昨天墙上所挂画作的内容。曾国藩已经做了充分准备，因此对答如流。

道光皇帝见状，非常高兴，道：“果然过目不忘，名不虚传！你才能如此出众，理应升官！穆彰阿荐贤有功，该赏!”

就这样，在穆彰阿的帮助下，曾国藩得到了皇上的青睐，短短几年之间，就升为二品大员，身兼五部侍郎，迅速成为了一名星光闪耀的政治明星。

除了成为京城中人尽皆知的道德圣人、仕途一帆风顺位列二品大员之外，曾国藩在1840年至1852年这段时间内，最大的收获就是拓展了自己的人脉，他在这一时期认识的许多重要对于他日后的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江忠源、李鸿章、罗泽南三位。

江忠源，湖南新宁人。1812年生，小曾国藩一岁，与左宗棠、胡林翼同龄。江忠源出生在一个比较贫寒的读书人家庭。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江忠源学习勤奋，很小的时候就能写一手好文章，十五岁就中了秀才，比曾国藩早了许多年。

江忠源的个性和曾国藩不一样，他比较爱玩，不会克制欲望，嫖赌逍遥样样精通。即便如此，他还是在二十五岁那年中了举人。他是自清朝开国以来，新宁县开天辟地的第一个举人。

承载着全县人民的极大期望，江忠源来到京城参加会试。然而，他并没有像曾国藩那样考中。此后，他便长期居住在京城。

京城的士大夫都知道江忠源是一个生活很不检点的人，都不愿意和他来往。但江忠源生性豪爽，喜欢帮助人。这样过了几年以后，他终于渐渐融入了京城读书人的圈子。也就是在这时候，他认识了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

在郭嵩焘的引见之下，曾国藩和江忠源这两个日后湘军的重要创始人终于见面了。在此之前，两人都知道对方的名字，并且相互钦佩。江忠源觉得曾国藩能够克制欲望，做道德君子，确实不简单，因为他自己最不懂克制。曾国藩觉得江忠源有豪杰的个性，虽然暂时困顿但前途不可限量。

曾国藩知道江忠源爱玩，不喜欢大道理，所以他第一次见到江忠源的时候，只和他谈市井琐事，丝毫没有切磋学问和讨论国事。这令江忠源感到很舒坦，他从曾国藩的话语当中感受到了一颗真心。渐渐地，他产生了拜曾国藩为师的想法，他决心戒赌戒嫖，和曾国藩一样，做道德圣人。

两人相见恨晚，足足谈了三个钟头，还是意犹未尽。直到夜幕降临，江忠源才起身告辞。

目送着江忠源渐渐远去的身影，曾国藩对一旁的郭嵩焘说：“江忠源这个人，是百年难的一见的人才，京城当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这个人，以后肯定会做成大事，也会扬名天下。但是，像他这种把义气看得太重的人，往往不会有好结局。我担心他最终会因为太过讲求义气而丧命。”

郭嵩焘是一个没有什么心思的人，他突然听到曾国藩说出这么一句非常深沉的话，感到非常的惊愕，道：“涤生兄何出此言？”

曾国藩道：“他的言行，像青天白日一样明朗，毫不掩饰，将来必成大器。”

江忠源的直爽，正是曾国藩这些所谓的道德君子所缺乏的品质。曾国藩在江忠源身上看到的不是缺点，而是优点。这种看人的独到眼光，使曾国藩最终收服了江忠源这个曾经离经叛道的书生。

与做了京官喜欢高高在上的曾国藩不同，江忠源同社会基层接触比较密切，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向，他有着深刻的洞察。

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危机四伏，湖南到处都是会党，蠢蠢欲动，丛莽之间弥漫着造反的氛围。对此，江忠源深有感触，他预感到巨大的动乱即将来临。

面对这一形势，江忠源产生了兴办团练的想法。他对曾国藩说，他的家乡新宁是个动乱之源，他要回家借鉴戚继光的练兵方法团练乡人，依靠民间武装来保卫桑梓。

曾国藩非常支持江忠源的想法，他认为江忠源定力不够，很难考上进士，与其留在京城考试，还不如回新宁兴办团练，做一番大事业。

就这样，江忠源告别了客居八年的京师，返回会党四伏的新宁。在这里，他除了督促弟弟读书之外，把全副精力都用在了钻研兵法、团练乡民上。

1847年，一个名叫雷再浩的新宁瑶族人聚众闹事，江忠源率领他的民兵队奔赴战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将雷再浩起义镇压下去，取得了他一生中初次的军事胜利。江忠源的这些初步的军事实践，为日后曾国藩创建湘军，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与江忠源一样，李鸿章也是曾国藩在茫茫人海当中识拔出来的一位重要人才。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1823年生，小曾国藩十二岁。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李家因此和曾国藩结缘。李鸿章和他的哥哥李瀚章，以后都是依靠曾国藩而发迹。

1843年，李鸿章在父亲的催促之下，来到人文荟萃的京城。不久之后，他就父亲的介绍下，拜曾国藩为师，学习八股文技巧。

曾国藩非常喜欢才气纵横的李鸿章，将毕生所学全部教授给他。李鸿章因此顺利地通过了第二年的顺天府乡试，年仅二十二岁就成了举人。

1845年是恩科会试年。这次会试的主考官正是曾国藩。李鸿章参加了这次会试。他本以为自己凭着老师的照应，能够一举考中，但事与愿违，此次的李鸿章落第了。

虽然落第，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评价丝毫没有因此降低。他在看过李鸿章的会试文章之后对李文安说：“少荃（李鸿章，号少荃）真是天纵奇才，将来他的成就肯定会超过我。”

第一次参加会试没有考中，李鸿章完全没有气馁，而是更加努力地学习。两年后的会试，他如愿以偿，得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成了人人羡慕的翰林新秀。

1847年会试录取榜单，是名副其实的龙虎榜。李鸿章的同年当中，有许多日后中国近代史上的牛人。其中的郭嵩焘、沈葆桢、李宗羲、李孟群等人日后都将成为曾国藩的重要幕僚或部将。

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后来也成了曾国藩的学生。起初，他们的父亲李文安专心攻读举业，后来又长期担任京官，无暇顾及家庭。李瀚章作为长子，挑起了家庭重担，因此耽误了学业，好几次乡试都以失败告终。

1849年，李瀚章被选为拔贡生。拔贡是清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每隔十二年，各省学政举办一次拔贡考试，考取的就叫拔贡生，可以去京城参加朝考。朝考成绩很好的，可以得到官职，一般是外放当知县。

李瀚章成为拔贡生后，进京参加朝考。有了李鸿章的成功经验，李瀚章这次一到京城，也被父亲拉去拜曾国藩为师。

或许真的是名师出高徒，李瀚章在1850的朝考当中，取得一等的好成绩，不久之后就被外放到老师的家乡湖南担任知县。日后的湘军名将刘长佑也参加了这次朝考，但没有考上。据野史记载，刘长佑是因为不屑曾国藩的提携，不愿意走后门，才被刷下来的。

之后，太平军进入湖南，李瀚章积极参与防堵，因镇守长沙战略要地天心阁有功，获得六品顶戴。不久，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事宜。李瀚章是他昔日的好学生，并且有着军事经验，自然成了曾国藩重用的对象。李瀚章从此以后成为湘军中的重要人物，为湘军筹措了大量粮饷，是名副其实的湘军财神。

曾国藩虽然长期居住在京城，但对于家乡的情况，他还是很关注的。他的几个弟弟以及好朋友刘蓉，经常通过书信告诉他湘乡以及湖南社会的最新动向。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结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日后湘军的精神教父罗泽南。

罗泽南，湖南湘乡人。生于1807年，长曾国藩四岁。罗泽南家境贫寒，命运多舛。但他并不怨天尤人，而是选择安贫乐道，以教书授馆为生。

他所教授的学生当中，有很多是日后的湘军名将，如王錱、李续宾、李续宜等等。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荃、曾国华也是罗泽南的弟子。

罗泽南的主要成就在理学上。他的理学思想，和曾国藩一样深受唐鉴的影响。罗泽南非常主张“静”，曾根据《大学》“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句，总结出一句名言“乱极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他的理学思想对日后湘军“以静制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曾国藩与罗泽南的交往，开始于1844年。当时，罗泽南在长沙设馆教学，曾国华、曾国荃兄弟想要前去附读，写信给曾国藩，跟他商量此事。曾国藩欣然同意，回信称“罗罗山（罗泽南号罗山）兄读书明大义，极所钦佩，惜不能会面畅谈。”可见，曾国藩对罗泽南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就这样，曾国华、曾国荃兄弟成了罗泽南的弟子。

除了通过两位弟弟了解罗泽南外，曾国藩还通过好朋友刘蓉与罗泽南取得联系。刘蓉既是曾国藩的好朋友，也是罗泽南的好朋友，在两人交往过程中起着重要的线人作用。

曾国藩与罗泽南关系的上升是因为一桩婚事。当时，曾国藩接连升职，很多人都想跟曾国藩攀亲。其中包括常大淳和贺长龄。

常大淳是衡州人，是当时湖南比较少的大官。他很看重曾国藩，期初他想把孙女嫁给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后来又想把女儿嫁给曾纪泽。但曾国藩觉得常大淳的儿子常豫是典型的公子哥，怕结下这门亲之后，曾家也沾染常家的官宦习气，不同意这门婚事。

常家提两次亲都被拒绝，但这丝毫没有阻挡住其他想要攀亲的人的脚步。当时，罗泽南在贺长龄家做家庭教师。贺长龄是湖南善化人，曾任贵州巡抚、云贵总督等职，是当时湖南经世致用学风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贺长龄得知曾国藩非常看重罗泽南，便请罗泽南做媒，想要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曾纪泽。

当初，曾国藩刚到京城后不久，经济非常拮据，甚至没钱过年。贺长龄慷慨地送给他三十两白银。可以说，贺长龄是有恩于曾国藩的。而且，当时的贺长龄是湖南读书人非常尊重的人物。照这么说，曾国藩应该立马答应婚事才对，然而曾国藩没有这么做。

曾国藩拒绝的理由是辈分不合。当初，左宗棠的女儿和陶澍的儿子定亲的时候，曾国藩就曾讥笑左宗棠错乱辈分。现在让他曾国藩做同样的事情，他当然不能同意。

然而，曾国藩不好直接回信拒绝，他委托两位弟弟向罗泽南表达他的意思。就在此时，贺长龄绕过曾国藩，托人和在湘乡老家的曾麟书取得了联系。曾麟书比较尊重贺长龄，答应了这门亲事。

得知这一消息后的曾国藩，也只好同意婚事。然而，事情后来又出了变故。曾国藩的妻子欧阳夫人得知贺长龄的这个女儿不是嫡妻所生，不太愿意成就这门婚事。

古代的大官，三妻六妾很正常。一般而言，嫡妻是来自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从小家教好，懂礼仪，温柔敦厚，而小妾则往往来路不明，或者是小户人家的女孩，从小没什么家教，行为粗鄙，喜欢攻心斗角，仅仅依靠容貌取悦丈夫。小妾的女儿在亲生母亲的培养下长大，往往没有什么教养。所以，欧阳夫人认为，这个贺家小姐如果过门，很可能会带坏曾家的风气，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曾国藩被欧阳夫人说动，写信给父亲说要取消这门亲事，结果被曾麟书痛骂一通。曾麟书比较尊重贺长龄，而且当时他是湘乡有头有脸的乡绅，也不能作出出尔反尔的事情来，所以他坚决反对取消亲事。

曾国藩向来比较孝顺，所以最终他没有违拗父亲的意愿，说动欧阳夫人同意了这么婚事。这桩亲事成了，作为媒人的罗泽南和曾国藩一家的关系，那当然也就上了一个台阶。这种关系的日益密切，对于日后湘军的创建来说，实在是太关键了。

曾国藩担任京官的这十多年时间中，他所认识的重要人物，远远不止江忠源、李鸿章、李瀚章、罗泽南这么几位，这么一个庞大的人脉体系，对于他日后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后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号人物，为什么只能是曾国藩，而不是江忠源，不是罗泽南，不是胡林翼，不是左宗棠，不是李鸿章，更不是赛尚阿、向荣、和春、僧格林沁之流，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这种“匹夫登高一呼，从者数万”，天下豪杰纷纷前来投效的态势，只有曾国藩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