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错位”，首先是“大太后、小皇上”的错位。自辛酉政变登台，到比光绪晚一天死去，慈禧独掌晚清大权40多年，皇上见她要跪接跪送，大臣们见她胆战心惊，是男权社会中的一大“异数”。

戊戌变法中，慈禧为变法划了一条底线：“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⑴）可是，垂帘听政本身就是违背祖制的错位。对此，忠勇之士多次冒死提出批评。

甲午战败后，1894年12月18日，御史安维峻上书：“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侍郎汪鸣鸾、长麟乘召见之机，提醒光绪：慈禧不过是先皇遗妾，与皇上“本非母子”，皇上应“收揽大权”。甚至连太监寇连才都看不下去了，冒死进言，泣请太后归政，并说太后“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更为可贵的是，戊戌事变已发生，白色恐怖已降临，1898年9月23日，杨深秀拍案而起，独上奏折，要求慈禧撤帘归政……

虽然提出批评者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杀头或罢官等严厉迫害，却说明了“大太后、小皇上”在当时是多么地不得人心啊。

但是，也应看到，慈禧太后并不是变法的天敌，相反，她在洋务运动中，一直支持洋务派，明确表示：“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戊戌变法开始时，她也是赞同的，《明定国是诏》，就是在她的批准下颁布施行的。据《周馥年谱》记载：“康有为屡上救时之策，大臣多保奏，上信任之。时太后退居颐和园，不与政，但嘱上勿专信新进急切改图而已。”可见，久历政坛的太后对于光绪变法虽有告诫之词，并无多少反对之意。

“大太后、小皇上”的错位是一个既成事实，在难以改正的情况下，有识之士从维护、推进变法大业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变通策略。维新派、礼部主事王照认为：“太后先年原喜变法，此时因不得干政，激而阴结顽固诸老，实不过为权利之计耳。余为皇上计，仍以变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依赖矣。”他的建议，却遭到康有为、张荫桓等人的反对。如果按王照的建议施行，不敢说戊戌变法一定成功，但可以断言，也不至于百日而夭，其成效也应该大出许多。

其次，是“枝强干弱”的错位。在封建社会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而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幸福等等，往往排在后面。宋朝统治者吸取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实行“强干弱枝”治国方略，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权力大为弱化。

到了明朝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为了家天下，在匆忙杀掉宰相胡惟庸、诛灭其九族之后，正式下令废除已实行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并明文规定，以后如有人胆敢建议重设宰相，严惩不殆。清随明制，满族入主中原以后，一直实行“强干弱枝”治国方略，但是，“强干弱枝”直接导致“官富民穷”，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当官者花天酒地，纳税人饥寒交迫，官逼民反，农民起义时有发生。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揭杆而起，席卷西南，贫苦百姓纷纷加入，死中求生，如洪水滔天，摧枯拉朽，势不可挡。仅两年时间，太平军就粉碎了清军的围追堵截，从广西一直杀到东南沿海满清“钱袋”、“粮仓”地区，纵横大半个中国，于1853年3月19日，攻占南京，并就地建都。在太平军凌厉的攻势面前，外强中干的八旗军、绿营军不堪一击，相继败下阵地来，满清王朝摇摇欲坠，咸丰皇帝犹如热锅里的蚂蚁，跛着一条腿在紫禁城头仰天叹息；危急关头，倒是矮人一等的汉族官吏挺身而出，湘军、淮军东拼西杀，保住了满清江山，晚清政局开始出现“枝强干弱”的新格局。

从同治朝开始，“一些督抚不仅对地方事务，而且对中央事务也有较大的发言权”⑵，中央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地方大员的钳制。比如，同治四年，朝廷要调李鸿章去陕甘镇压回民起义，李鸿章却提出兼任两江总督的苛刻条件，结果使调令成为废纸一张；再比如，光绪二十五年，戊戌夭折之后，慈禧密谋废除光绪另立一个儿皇帝，两江总督刘坤一明确表示反对：“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义民，必起义愤。”让蛮横的慈禧也不得不另打主意。随后发生的抗旨不尊的“东南互保”事件，更是将“枝强干弱”推到极致。

凡事有利必有弊。戊戌变法已经进行了两个月，光绪皇帝突然发现，发布的上谕各地总督、巡抚等并不当一回事，认真落实。光绪异常震怒，严令各督抚凡交查各件，皆须迅速具奏，不得耽搁，效果却十分有限。“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门设站’；‘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匪贼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⑶人大教授张鸣在《再说戊戌变法》一书中感慨道：“维新运动搞得最红火的湖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政令畅通，才能使变法举措在实践中收到实效，而取得的实效能成为推进变法的新动力。由于“枝强干弱”，政令不行，使变法举措成为一句空话，怎么能够增强全社会的维新信心？对此，康有为、梁启超深有感触： “自四月以来，明诏累下，举行新政，责成督抚，而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寡有能奉行诏书者。……上虽盛怒，数四严责，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人者，以督抚皆西后所用，皇上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而不奉维新之令也。”⑷“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变法之难如此。”⑸

第三，是康党“言高、手低”的错位。戊戌变法前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被人们称作康党。应该说，康党在办学堂、开学会、编报刊、向朝廷建言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但是，康有为等人并不满足于历史赋予自己的“吹鼓手”地位，而是削尖脑袋往朝廷里钻，希望“乘直升飞机”把握实权。无论是开制度局，还是开懋勤殿，醉翁之意都是踢开老臣，取而代之。这些小把戏被老奸巨猾的慈禧一眼洞穿，帝、后矛盾骤然紧张，光绪帝自感皇位岌岌可危，变法夭折前一个星期，也就是七月三十日，他给军机章京杨锐下了一道密折，坦言：“……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光绪希望杨锐等人拿出一个既坚持变法、又不拂慈禧太后“圣意”的稳妥方案。可是，康有为等人一意孤行，且自不量力，偏离变法是为了完善、巩固现政权的初衷，头脑发热，手无兵权却推行“围园、锢后、杀禄”的军事政变计划，铤而走险，一举将变法推向了万丈深渊。

对于康有为等人的错位，时人看得很清楚，康广仁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才，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即康有为）宜归广东，卓如（即梁启超）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多陈元益，且恐祸变生也。”⑹但狂妄自大的哥哥康有为根本听不进去。1898年7月31日，曾经支持康有为的朝廷命官、驻日公使李盛铎在与日本驻华书记官中岛雄交谈时指出：康有为乃今日开新党之代表，然而，在开新党之中，不以康氏主张为然者，亦颇有其人……康氏之议论甚高，而不切合实际，此乃康氏之一大病。⑺

“三大错位”的客观存在，说明戊戌变法发动的时机并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