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这一论断，至今还属于主流话语。

中国人喜欢玩文字游戏。这或许是在文字狱的**威之下，人们为求生存而做出的无奈选择？现在都进入新时代了，还是实话实说为好。

我认为，变法、维新、改良，都是改革的同义词，至少是近义词。改革与革命却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我们不妨简要对比一下：

“变法”是指改变成法，也就是政府对国家的法令、制度做出重大变革。

“维新”一词出自《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说周文王禀受天命，昭示天下：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在革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的解释是：“维新”就是在旧有国家形态上进行体制创新、制度创新。⒆

“改良”是指改正事物的个别缺点，使其更适合要求。金德群指出：“改良和维新是同一政治含义，即改革旧法而行新政。”

“改革”是指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据悉，这一概念是龚自珍自创的。北宋年间，王安石曾将自己推行的变法称之为“改易更革天下之事”。1814－1815年间，面对这样衰败、腐朽、沉闷、窒息的晚清社会，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中，首次将“改易更革”缩成“改革”二字。他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中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警告清统治当局，如果不主动进行改革，将来就会有人起来“劲改革”（即革命），以推翻其统治。龚自珍因此成为第一个“自改革”或“改革”一词的倡导者。⒇

孔乙己会“回”字的四种写法，四种写法的“回”字还是回字啊。同理，变法、维新、改良都是改革，都是政府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形势下，主动采取的兴利除弊、富国强兵的重大举措，其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巩固现政权。因此，戊戌变法是光绪帝顺应时代发展需要而发动、领导的救亡图存的改革运动，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艰难探索和有益尝试。

列宁早就明确指出：“改革的概念，无疑是同革命的概念相对立的；忘记这个对立，忘记划分两种概念的界线，就会经常在一切历史问题的推断上犯最严重的错误。”（21）从终极目标看，改革与革命都是为了改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却有着本质区别。

“‘革命’一词，源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在辛亥革命中为孙中山所取用，遂日益成为一个极其深刻的政治术语。”（22）我认为，对于“革命”一词解释得最生动、最全面、最准确、最感同身受的，还要数毛泽东。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酣畅淋漓、毫不遮掩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暴力手段，彻底推翻旧政权，并取而代之，建立新政权。

在总结戊戌变法夭折的经验教训时，我们听到最多的是：“戊戌变法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它的性质即是改良主义的。他们的领导者很软弱，既不敢和封建主义决裂，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阶级本质。”（23）“他们所理想的新政，只是建立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妥协之上的君主立宪制度。例如：改良派虽认为‘天下百物皆出于农’，‘急宜思良法以救之’（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但他们根本不敢提出土地问题，只是请求设农会、办农学堂以‘兴农殖本’。要设‘新衙门’，又对旧人员留有出路，甚至把办事权拱手让人。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害封建统治权力，希望取得封建势力的合作来从事某种改革。改良派在变法过程中丝毫没有触及封建统治的根基。”（24）1983年，在广州举行了“纪念戊戌维新运动85周年和康、梁思想研究学术讨论会”，众多与会的专家、学者通过对建国30多年来研究的总结，初步肯定“资产阶级本身提倡改良主义的软弱性、妥协性与局限性，不能和不敢摧毁封建制度”……

这个论断多么不着调！

难道让康党打着维新变法的旗号，行暴力革命、偷梁换柱之实，就不软弱妥协了？这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式的假改革，会得到哪一个政府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康党的“假改革、真革命”葬送了戊戌变法。在对变法的认识上，康有为始终把“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挂在嘴边，必须“用一刀两断之法，否则新旧并存，骑墙不下，其终法必不变，国亦不能自强也”。在“大变”未能奏效时，康有为公开叫嚷：“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在这一恐吓仍没见效时，康有为不惜梃而走险，策划并施行“围园、杀禄、锢后”的军事政变计划，结果是玩火者自焚，军事政变计划流产，戊戌变法夭折，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光绪帝彻底丧失执掌朝纲、继续领导国家的机会……试问，康党磨刀霍霍，哪有一星半点的软弱和妥协？虽然康党的言论未必能成为戊戌变法的理论指针，却给顽固派、保守派等腰斩变法、镇压维新派提供了口实，事实不正是如此吗？

戊戌变法的夭折，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正如胡适1916年所指出的那样，假使戊戌变法“不至推翻，则二十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即不能至此，亦决无庚子之奇辱，可无疑也。”“袁世凯死于昨日。此间华人，真有手舞足蹈之概。此真可谓‘千夫所指无病自死’者矣。……二十年来之精神、财力、人才，都消耗于互相打消之内讧，皆戊戌之失败以致之也。……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二十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喜乎！”（25）

有人认为，“换一个视角看，戊戌变法的失败其实也为后来的中国社会变动、中国的革命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可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当时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腐败的清政府连真心诚意帮助他们变法的六君子都不放过，谁能相信他们会推动中国进步呢？中国进步的前提只能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政府，另起炉灶。”（26）

虽然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封建政权，完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政局动**，枭雄四起，军阀混战，外敌乘机入侵，人民血流成河，家园化做焦土，城池夷为平地，中华民族为了国泰民安、维护统一付出了巨大而惨痛的代价，可以说元气大伤，很多年也难以恢复。如果自我保健或保守疗法就能够治愈病痛，何必非要开膛破肚、鲜血淋淋？当然，保守疗法无效，或者忌病讳医，导致小病酿成顽疾，不动手术不能拯救生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非历史主义地抬高革命而贬低改良，以革命作为标准来评判改良的是非功过，曾是戊戌维新研究中存在的一种习以为常的偏向。在反思这一偏向的过程中，论者们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革命与改良不存在可以脱离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抽象的优劣性，搞革命还是搞改良应视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实际可能性而定；评价改良的是非功过只能根据其本身社会实践的综合性的结果，而并起或后起的革命都不能成为评判的标准。”（27）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

第一、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高于一切。对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来说，革命比改革的成本要高出N倍。如果是一般性的政策调整，不能称之为改革；只有制度性创新，才是真正的改革。相比较而言，如果能运用理性的改革来纠正政府工作的梗阻，根治腐败，扩大民主，推进民族与社会的进步，就不必倡导进行暴力革命。就像能用保守疗法医治的疾病，就不必开膛破肚动刀子。中国历史上，刘邦、朱元璋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都取得了改朝换代的胜利，而变法成功的例子却很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值得深刻反省的弊端。更为值得反思的是，人们对于农民起义的必要性评价很高，却对农民起义对国家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性，以及民族的内耗性认识不足。不破不立，破起来痛快，立起来可就难了。而且，不仅人的脑袋砍下了无法复活，有些文物、古迹、图书、典藉、绝活，一旦破坏，都难以恢复的。项羽一把火，让秦朝首都咸阳城烧了三个月，何等气魄？但对于国家、民族的财富来说，又是何等灾难？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太多太多。犹如熊瞎子掰苞米，几千年里，朝代更替，立了破，破了立，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基本上是原地踏步，发展缓慢。以至于陈寅恪叹息：“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后的几个世纪，全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瞎折腾。试问革命至上者，哪一场革命不是以民族元气大伤、百姓血流成河、财富屡遭毁灭为代价的？

第二、政府应该审时度势，自动进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也就是制度创新。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多年，只“变器”不变政，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封建制度的阻碍，要想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必须冲出器物层次革新的框架，进行制度层次的变革”（28）。而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便主动进行制度改革，通过“废藩置县”，改革地方政治机构；发布《五条誓文》，决定仿照西方的国家制度，进一步改革政府体制；发表《政体书》，借鉴美国三权分立模式，建立分权机构。从而建立、完善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使明治维新获得成功。并以小搏大，仅用甲午一战，就把自高自大、外强中干的“大清”击倒在地。正反两方面的教训，都是我们进行改革的镜鉴。当政者要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大胆而又稳妥地采取改革国策，围绕着政治改革这一主旋律，不失时机地进行各项渐进式的制度创新，并通过配套改革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切实实惠，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改革的社会基础，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量变到质变，不断、稳步地把改革推向前进。绝不能抱残守缺，坐失良机，以种种理由做借口裹足不前，无形中蜕变为社会变革的绊脚石；也不能把一般性的工作措施都冠上“改革”之名混淆视听，欺骗公众；更不能在社会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上阵，急躁冒进，让改革半途而废。

第三、以行政程序化、法治化保障改革理性、顺利推进。“‘康党’是中国社会急于事功（改变中国命运）的普遍心理造就出来的一批特别热衷于急功近利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急于报仇雪耻的中国社会，烘托出一批出山就宣称能在十年走完西方之百年、日本之三十年才走完自强之路的‘狂人’。”（29）要防止各种披着改革家外衣的别有用心的“狂人”干扰、损害改革进程，必须搞好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以行政程序化、法制化来保障改革建议的提出、论证、施行，从而淡化个人在改革决策中的作用，尽量减少人为的、非理性失误，防止害群之马假公济私，以一己之私喧宾夺主，将改革引向岐途。

第四、不改革或改革失败，必将引发革命。革命是推动社会转型、发展的最后一举。正如杨天石在《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讲座中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的活动开始是在1894年，比康有为他们还要早。当孙中山开始活动的时候，响应支持孙中山的人很少很少。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孙中山的支持者越来越多。也就是更多的中国人选择了武装的革命的激进的道路。从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成功，只用了13年的时间。”

社会历史发展如江河行地，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势不可挡。如果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江河会按照人们的美好意愿大江东去，造福国家，如果闭耳塞听，一昧阻挠，江河不断上涨，不发作则已，一旦爆发，则翻江倒海，摧枯拉朽，像脱僵野马似的，不仅将“主人”掀翻在地，而且还会伤及无辜、毁坏公产！

期盼中国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改革之路上攻坚克难，除弊祛垢，不断推进，口号更少一些，步子更稳一些，实政更多一些，为国家兴旺、民族复兴、全人类“生命共同体”考虑得更为长远一些……

注释：

⑴马忠文：《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四期

⑵李喜所：《可否多一点逆向思维》，《颇多建树　大有可为——简评建国以来对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的研究》，《学术研究》，1998年，第九期

⑶郭汉民：《放开眼界看“戊戌”》，《颇多建树　大有可为——简评建国以来对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的研究》，《学术研究》，1998年，第九期

⑷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⑸李喜所：《可否多一点逆向思维》，《颇多建树　大有可为——简评建国以来对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的研究》，《学术研究》，1998年，第九期

⑹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15-4016页

⑺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0页

⑻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9页

⑼冯永亮：《荣禄与戊戌变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三期

⑽王晓秋：《学界座谈出版》，《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21日

⑾陈风呜：《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十二期

⑿《起居注》，转引自秦国经：《戊戌变法与戊戌变法档案》，《历史档案》，1998年，第四期

⒀茅海建：《戊戌变法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20页

⒁郑大华：《晚清思想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⒂孔祥吉：《从看康有为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主张》，《人文杂志》，1982年，第五期

⒃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4页

⒄郭汉民：《放开眼界看“戊戌”》，广州《学术研究》，1998年，第九期

⒅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⒆《回顾戊戌　重温历史——在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光明日报》，2008年12月7日

⒇朱维铮、龙应台合编：《维新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9页）

（21）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

（22）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23）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6页

（24）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6页

（25）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6月7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6）《回顾戊戌　重温历史——在戊戌变法110周年之际》，《光明日报》，2008年12月7日

（27）宋德华：《戊戌维新研究大有可为》，《颇多建树　大有可为——简评建国以来对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的研究》，《学术研究》，1998年，第九期

（28）石军等主编：《古今中外争鸣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9）张鸣：《再说戊戌变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