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公众外交战略的二维透视

1．公众外交战略的外向性维度

外向性维度运作是中国公众外交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与“世界是如何认识中国的”之间的差距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从运作的层次上看，中国公众外交战略应该分为全球层次、区域层次和国别层次，依次推进，在序列优化中寻求高效能。

全球层次是中国公众外交战略推行的最广义层面，它从一个最宏观的层面向世界说明中国，在全球舆论中给中国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一个清晰有力的定位，在不涉及国际权力和利益的具体博弈中给世界各国公众一个良好的感性印象。全球层次的公众外交是区域层次、国别层次公众外交的基础与前提，也是其依次展开、序列推进的保证。

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是严峻的。“……信息并不是在真空中流动，而是在早已有所归属的政治空间中流动。信息的跨界流动以及其它交易，都是在国家近四个世纪以来建立的政治结构中进行的。”世界信息的流动是历史上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电子画像”。西方国家控制着国际舆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影响世界舆论的实力上存在很大差距。西方国家的传播业无论在数量、覆盖面、信息量还是在现实的社会影响方面均居于明显的主导地位。仅以国际互联网上的信息为例，“现在互联网上占主导地位的语种是英语，占80%以上，中文只占5%左右，俄文似乎也没有达到它应具有的比例。有资料表明，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消息来源于只占世界人口七分之一的西方发达国家。世界上每天传播的国际新闻大约80%来自西方各大通讯社。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量，是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信息的100倍。”

在这样的国际现实中，试图在一朝一夕间扭转这一局势是不可能的。中国应着眼于业已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且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非政府组织（NGO）。

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出现及其影响与作用的日益增长，是目前世界环境变动中的一个新态势，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已经成为国际公共活动的一个基本方面。一般认为，非政府组织是与政府没有正式联系的、国际性运作的、有组织的机构。非政府组织是“民间社会”的最明确表现，它深刻地表明了在全球化、信息化、民主化大潮的席卷下，在日益突出的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人类社会的一种自我调适过程。非政府组织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解决各种全球问题和区域性问题上表现出深厚的潜力。1997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中，将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生活中发挥的重大作用看作是影响全球未来发展的“第五大因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也在很大程度上顺应这种趋势向民间社会开放。联合国及其直属机构都把与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作为各自工作的重点。被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授予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已由1948年的41个发展到目前的2236个。

作为中国公众外交全球运作的对象，非政府组织对全球舆论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非政府组织作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公众的中介和世界范围内公众在某一专业问题领域的代言人和组织者，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可以就各类跨国性非政府组织所涉及的专业问题领域与他们进行沟通和交流，用可信的、有意义的各种材料与事实解释中国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情况，更重要的是向这些非政府组织说明中国在某一问题领域所制定的政策的国内根源与价值基础，例如中国在环境保护、人权保护、裁军与军控、防止扩散等领域的政策之价值取向。

可以考虑推动中国政府职能部门就相关问题与有关组织开展广泛的对话，这种对话可以以定期会晤的方式举行，也可以各种研讨会、展览会等方式举办。可以广泛吸纳世界各国学者及普通公众参与，充分展示中国积极主动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借助世界范围内的非政府

组织，尤其是在联合国相关机构有着较强影响的全面咨商地位、专业咨商地位的组织，向世界说明中国。

具有世界影响的非政府组织，以其与普通公众及联合国联系的密切性，成为全球层次运作的公众外交的主要对象。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以及世界妇女论坛的成功举行，无疑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使中国政府为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为世人所了解和认同，这无疑为中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公众外交的第二个层次是区域层次。区域层次的公众外交对象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尤其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区域的公众，如西欧、东北亚、东南亚、阿拉伯世界等地区的国家的公众。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中国公众外交的核心首推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公众，其次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公众。区域性运作的非政府组织应该成为中国工作的着力点。

中国开展公众外交的第三个层次是国别层次，也是公众外交最基本最具体的层次，其主要对象是世界大国和中国外交政策所涉及的核心地区国家的公众。对美国的公众外交是中国亟待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

国别层面公众外交的开展，一个良性的起点就是要求学术界与新闻界有长期的良性互动。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国内学术界对有关国家的研究成果众多，主要以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研究为主，涉及的问题相对宏观，受众面小。英文版的对外交流的学术刊物极其有限。目前，中国大陆地区唯一外交和国际政治类英文学术刊物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于2005年12月12日创刊发行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这显然与中国加速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对外宣的需要严重不符。在新闻领域，中国外宣的主要媒体数量极其有限，除英文版的《中国日报》（China Daily）和《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具有较好的影响力外，其余的媒体无论在发行量、受众数量和影响力上都跟不上外宣的需要。近年来，中国网络媒体发展迅速，但内容主要以中文为主，更遑论有影响力的英文网站了。

这样的客观情况，一方面要求中国学者加强对有关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入研究，对诸如民族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基本问题有长时间的跟踪研究。在经济全球化催生的世界各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变化的今天，新闻界要在充分吸收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掌握动态性、体现时效性，对国外的社情民意有及时快速的分析和反馈，为政府决策提供坚实可靠的信息，为中国公众外交的展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2008年开始，中国宣传主管部门已经开始就外宣人才培养做出部署，人才培养计划顺利启动。有理由相信，随着精通国际关系、国际传播和外国语言的专业人才梯队的发展完善，中国的公众外交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2．公众外交战略的内向性维度

“正如弗朗西斯·培根在400年前写道的，信息就是权力。”信息革命正在迅疾地改变着世界。在信息技术革命是更有利于政府权力分散，还是更有利于专制政府的形成与控制这个问题上，半个世纪以前汉斯·摩根索的担忧正在淡去。传统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在信息的跨国大流通中被削弱，“对于自身社会有关的信息，政府已经失去了某些控制”, 分散化大大地超越了集中化的作用。高性能的通讯设备、信息传输成本的巨大下降，“传播更远，更快，中介更少”的国际互联网的几何级数的增加，使得世界各国公众对本国和世界事务了解的渠道多元化，并且更加全面和深入。信息革命正在使国家权力向不同行为体扩散。各国民间团体、利益集团和公众群体日益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

全球化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全球化发生在信息革命之前，信息革命的发生和迅疾发展则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当代的全球化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全球化，但无论是经济

全球化、军事全球化、环境全球化还是社会和文化的全球化，无论人类在各种类型的全球联系中受益还是深受其害，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世界各国公众越发深切地感受到个人与世界的联系不可分割，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就从一个比较深刻的层次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全球意识的增强和利益相关性的切身感受，使世界各国公众对国际关系、世界事务给予更高的关注， 表达个人见解，参与国际事务的要求更加强烈，这对各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维持一致的、由精英把持的外交政策等级秩序越来越困难。”

与信息化与全球化并行的是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民主化则更深刻地表征着，当今世界的发展一切为了人、一切取决于人的时代性趋势。在个人层次上，民主肯定个人独立地处理属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在社会层次上，民主肯定了公众成为政治共同体中终极统治者的法律地位。

信息化为各国公众提供全球性的知识，全球化时代呼唤公众的全球性参与，民主化则为各国公众全球知识的获得与全球性参与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在这样的世界性潮流中，世界舆论日益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软实力则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致力于表达和运用的力量。公众外交这一具有软权力性质的非传统性外交形式也越来越为各国政府所倚重。

变化是永恒的，国家利益是现实的。中国必须顺应历史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在永恒的变化中不断进行调整，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公众外交以其独特的内涵与形式急切地叩响了中国外交的大门。

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中国的外交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公众与外交之间的神秘隔阂在渐渐打破，外交“以人为本”成为各界谈论的热门话题。这一切都为中国的公众外交获得了良性起点。

从公众外交的内向性维度审视，中国公众外交应本着“把公众的关注点作为公众外交的出发点”这一精神，及时回应公众对中国外交事务的各类问题，特别是对于国际热点问题，以及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敏感性问题，如台湾，钓鱼岛，南沙问题等。要加大分析和解释的力度，而不只是对中国具体外交行为作原则性的解释。要适当加大中国外交的透明度，拓宽公众对中国外交问题了解的渠道，增加公众与职业外交官对话的机会。

中国政府要加大与国内各类非政府组织的沟通与交流的力度，充分倾听他们的呼声，做出明确的回应，并在外交工作中予以体现。在十届全国政协四次会议上，吴建民委员在《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几点想法》的发言中指出：“中国也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但是在国际非政府组织集会的讲坛上几乎听不到中国的声音。然而，在许多国际讲台上，非政府组织是以反映人民的心声而自居的。他们的言论对国际舆论有一定影响，是应该考虑我们的人民团体、大量非政府组织如何有序参加国际活动的时候了。这项工作如果做好了，对影响国际舆论，推动外界对我了解，协助政府外交，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鉴于中国非政府组织目前发展的状况，可以考虑以适当的方式给他们以支持，充分利用他们活动形式灵活多样，与公众关系密切的特点，加强他们与国内相关利益群体和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非政府组织的沟通与互动，为中国公众外交战略的实施添砖加瓦。

外交决策部门要加大学者参与的力度。作为公众的精英群体，他们是连接政府与公众的纽带，是公众了解国际问题的重要渠道。要给予专家学者更多自由表达个人见解和与普通公众沟通与对话的机会。在这两个群体的良性互动中，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普通公众的素质和他们参与国家外交事务的积极性。

应该考虑在条件相对成熟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设立公众外交研究的专门机构，以便从事专业性研究，及时为中国公众外交献计献策；在国际关系，外交学专业开设公众外交的专业课程，为未来外交官打下坚实的公众外交理论基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