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举才能目张。创建新型教育体系的“纲”是什么？就是京师大学堂。

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尽快创办京师大学堂，已成为朝野共同的心愿。1896年前后，呼声达到了**。

外交家姚文栋（1853—1929，上海人）在《京师学堂条议》中说：东洋、西洋各国的首都都建有大学，为人材总汇之所，……专门设置学务大臣，以管理全国的教育，所以他们才人材奋起，国势日强。⒀翰林编修、强学会骨干熊亦奇上了一道《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学校，是天下之公器；今日世界，西方人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其国势强盛，其民智洞开，其国内政治与教育分别治理。以前官书局计划创建一所新学馆，开风气育人才，不过粗引其端。现在建议，国家在首都设立学部，称之为京师大学堂；聘请中西通儒，译编课本。自小学开蒙依次分门教育，坚持百年，才俊必将大兴，风气必将不变。⒁美国著名传教士狄考文（1836—1908）、李佳白（1857—1927）也坦言相告：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国大而弱，民贫而愚，人口众多却没有可用之才；大学堂里，备有各等学问，所以培养训练出来的人都是全才。⒂

在众多的建言中，作用最大的要数刑部左侍郎李端棻(1833—1907，贵州贵阳人）所上的《奏请推广学校折》。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指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其诸生以上欲学者听之。……京师大学，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并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等具体建议。光绪皇帝阅后，立下谕令，让总署“议奏”。同一日，总署就回奏道：该侍郎所请求在京师建设大学堂，是扩充官书局的一项内容，应请皇上降旨，让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察度情形，妥善办理。

同年8月，孙家鼐“与在局诸臣悉心筹议”之后，上了一道《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在办学宗旨上，他认为：“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在校园建设上，他用妙笔描绘出一幅现代大学才有的优美愿景：“先建大学堂一区……堂之四周，仍多留隙地，种树莳花，以备日后扩充建设藏书楼、博物院之用。”在学科设置上，他坦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在教学管理上，他建议：“大学堂内应延聘中、西总教习各二人。”在学习激励上，他破除了国家出资、学生免费求学的传统做法，规定：“四小学之学生……考取入学，自备薪水，数年后中西各学俱通，升入大学堂，始给薪水，以示鼓励。”遗憾的是，这一美好蓝图，被守旧派以经费不足等为借口再次束之高阁。

2007年11月17日，贵州省隆重举行了“纪念李端棻逝世100周年暨学术研讨会”，有人指出：“他（即李端棻）在1896年6月呈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很显然，其评价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