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荐康”说的兴起与流衍，是从康有为公开谈话、《驳叛犯康有为》、清廷革黜翁氏上谕、《戊戌政变记》、《怀翁常熟去国》诗注、《康南海自编年谱》等文献的传播中表现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献（特别是康、梁的著述）对翁、康关系的记载越来越详尽，细节越来越丰富，膨化出大量的无法证实的生动“事实”。然而，民国14年（1925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首次影印刊行的《翁文恭公日记》中却毫无“举荐”康氏的记载。世人多以日记曾被删改为由，推测原来涉及“荐康”的文字可能已被删去，一些攻击康氏的词句是后来添加的，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与康氏的密切关系。这些推论今天看来并不确切。《翁文恭公日记》是我们据以研究翁、康关系最主要的翁氏著述[60]，翁同龢自删日记的情况，需要重新分析和评价，这也是澄清翁氏“荐康”疑案不可缺少的内容。

从前文考述可知，翁氏最初删改日记恐系因朝廷谕旨中“其才胜臣百倍”一语所引起。戊戌年四月初七日记中“其才胜臣十倍”一句至迟在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已删去。至于其他相关内容的删改，似在庚子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季。日记庚子正月初十日记：“连日看从前日记，拟自撰年谱也。”同月二十八日记：“检日记至甲午年，怅触多感。”同年二月初四又记：“一日只检日记一本，甚厌，怅触。”[61]这几条零星的记载表明，翁氏欲编自撰年谱，开始检阅历年日记。显然，对甲午至戊戌部分内容的删改、重缮应在此时。翁氏手撰《松禅年谱》一直由其后人保存。[62]从年谱内容与日记的对比分析也可看出，前者是利用删改后的日记为基本材料编写的，许多内容是彼此呼应的。因此，翁氏删改日记的时间大致应在己亥十一月至庚子二三月间。

关于日记改动的内容，汤志钧先生曾作过考订和分析。大致说来反映翁、康关系者有以下几处。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五月初二日：“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一句被认为是后来添入的；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闰五月初九日：“归时略早，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其中“李莼客”原应为“康有为”。戊戌年日记目前被怀疑或已确知的改易有两处：其一，在正月初三记康氏与总署大臣谈话内容后，加“狂甚”二字；[63]其二，删去了四月初七日光绪帝对话中的“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一句。除此以外，日记中其他涉及康有为的内容尚未证实有删改的痕迹。上述改动一直被认为是翁用来隐饰翁、康间真实关系的饰词，此论似有重新商榷之必要。笔者以为，翁、康之间从未有过私交，翁氏添加诋康之言，主要意图是向后世表明他与康之间关系并不密切，实际上是对官方强加给他的“荐康”罪名的一种申辩，与此同时，也流露出对康的痛恨心理。

由于受翁氏“荐康”说的影响，人们不仅怀疑翁氏删改了“荐康”的内容，甚至将日记中一些未经删改过的记载也牵强地用来证实翁氏与康有为变法活动关系之密切。日记戊戌二月十八日记：“明日递康有为折，又议复陈其璋折……皆速议也。”[64]同年三月二十三日记：“总署代康有为条陈折（变法片一件，岁科试改去八股）并书三部：《日本变政记》、《泰西新政摘要》、《各国振兴记》。命将康折……并书及前两次折，并《俄彼得变政记》皆呈慈览。”[65]这两条翁氏代呈康氏条陈及变法书籍的记载即被认为是支持康氏的变法活动的依据，此论似未及实情。因为日记中涉及康有为的记载本身并不能说明翁对康氏政治活动的支持。身为枢臣，翁氏在日记中对甲午至戊戌年每日办理枢务的情况，如内外臣工所上封奏，军机见起时的讨论，以及户部、总署公务的办理等，均有简明扼要的记录。日记中许多涉及康氏的记载不过是对履行公务诸环节的一般性记录，并无任何感情色彩和政治倾向。如日记中记丁酉年十一月十九日高燮曾荐康，戊戌年正月初三总署传见康氏，以及二月十八日和三月二十三日两次代递康折及书籍等，都属一般性的公务记录，这并不能说成是翁同龢对康的支持。就实际情况来说，翁氏代递康有为书折，也是以总理衙门公务的名义，而非私人行为。这从《杰士上书汇录》所收几件总署代递折中可以清晰地看到。[66]如果说以总署名义进呈康氏书折尚可谨慎从事的话，直接向康索书则非翁氏所愿为之。翁同龢于四月初七、初八日两次抗旨并建议“传旨令总署”进呈康氏之《日本变政考》，正说明了这种情况。翁氏被开缺后，军机大臣兼总署大臣廖寿恒又专门负责向康氏传话并转呈书籍、条陈。当时康有为已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总署大臣代其转呈条陈和书籍已符成例。光绪帝之所以再令廖专司此事，主要因为廖寿恒为枢臣，每日入值，这样可以随时通过他与康取得联系。但廖氏恐开罪于慈禧，伺机将代递康折之事推给了孙家鼐。[67]可见，翁同龢与廖寿恒一样，代呈康氏条陈与书籍都是奉行公务，不应简单视此为翁氏对康个人的支持。

翁日记丁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记：“上颇诘问时势所宜先？并以变法为急，恭邸默然，臣颇有敷对，谓从内政根本起，诸臣亦默然也。”[68]论者也视此为翁氏支持康氏变法之证据。事实上，翁同龢所主张的“变法”与康有为倡导的变法是有区别的，他并不愿意全部接受康氏的主张。翁日记中记他对皇帝索取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消极态度，对张荫桓主持的仿效西法改革外交仪节的抵触和反对，以及“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的言论，都反映出其改革思想仍囿于“中体西用”的藩篱，翁氏所谓“变法”须“从内政根本起”的涵义，与康设制度局尽变旧法的改革主张是格格不入的。更有论者以翁曾草拟“定国是诏”来证明他支持变法，这也过于牵强。光绪帝立志维新，“明定国是”已经慈禧同意。翁同龢身为首席枢臣，奉命拟诏应是其职责，此举亦不能说明他对康氏变法主张的倾心支持。相反，他在诏书中倡言“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69]这既是翁氏“变法”基调的流露，也是对光绪帝采纳康氏建议实行新政在指导思想上的一种“矫正”。根据翁氏日记中有关主张“变法”以及曾草拟“定国是诏”的记载，就认为他支持康氏变法，“举荐”康有为，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由于《翁文恭公日记》公开面世时翁氏“荐康”说早已深入人心，世人宁愿相信翁氏在删改日记时颠倒了事实，而对康、梁著述及清廷谕旨中的“荐康”之论毫不怀疑，翁氏日记的史料意义因而未能得到全面的认识。的确，翁同龢删改日记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这对人们弄清他与康有为之间的真实关系确实带来了不少麻烦。其中最要害的是他删去了“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之语，使人们无从知道刚毅诬陷他“密保”康氏的真实情节，导致了世人对“荐康”情形的种种猜测。但是，日记中记载康有为之处，多事关公务，翁氏的删改不过将本来就不甚密切的翁、康关系说得更加疏远而已，这与康、梁在政变后著书立说，蓄意歪曲翁、康关系，编造“翁同龢荐康”说的做法相比，其消极因素远逊。

笔者以为，翁同龢在戊戌维新中从未举荐过康有为，翁氏“荐康”的说法是康氏在政变后编造出来的。一些确凿的材料说明，乙未至戊戌间与康有为关系最为密切，且对其政治活动予以最大支持的朝臣，并非翁同龢而是户部左侍郎、总署大臣张荫桓，真正向皇帝密荐康有为的正是张氏。[70]由于张荫桓是通过非正常途径“荐康”的，康有为对内幕极力隐晦，为了应对舆论，解释自己进用的过程，政变后抛出翁氏“荐康”之论以混淆视听。不料，康氏首倡的翁氏“荐康”说又被刚毅等翁氏政敌所利用，导致戊戌十月翁同龢革职事件的发生。翁氏被以“力陈变法”“滥保匪人”的罪名革职后，流亡日本的康、梁又通过《戊戌政变记》的宣传，把光绪帝、翁同龢与康有为变法紧紧连在一起，以此来赢得士大夫阶层对保皇活动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孤立慈禧一派。进入20世纪后，康有为著述中对翁、康关系的描述更加详尽，成为戊戌维新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没有翁同龢“举荐”，康有为无论如何是无法得到光绪帝赏识的，百日维新也就无法开始，这正是康氏向后世昭示的基本逻辑。

原载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 1998年纪念戊戌维新100周年之际，笔者曾撰写《“翁同龢荐康”说质疑——从“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说起》一文（后收入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本文即是在该文基础上扩写而成。

[2] 《官犯抵港》，《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3] 《戊戌变法》丛刊收录的《中国的危机》一文，即是根据《字林西报周刊》转载的康氏访谈记重新翻译的。（见该书第3册，499～513页）

[4] 《逋臣问答》，《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日。

[5] 此片现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6] 《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105页。

[7] 清代军机大臣一同进见之例始于乾隆年间，详见梁章钜《枢垣纪略》卷27（北京，中华书局，1985）。甲午年翁同龢入军机之初，因在毓庆宫行走，枢臣入值前，得以与光绪帝独对。此事与常例不符，翁同龢曾深为忧惧。据《翁同龢自订年谱》甲午年十二月记：“自念以菲才而当枢要，外患日迫，内政未修，每中夜彷徨，憾不自毙。讲帷职事，仅有数刻。最难处者，于枢臣见起之先，往往使中官笼烛宣召，及见则闲话数语而出。由是同官侧目，臣迹无路可以释疑。”（见《近代史资料》总86号，39页）后慈禧下令撤去汉书房即与翁氏“独对”招致奕等枢臣不满有关。

[8]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67页。

[9] 参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57页，附录七。

[10] 梁鼎芬：《驳叛犯康有为书》，《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642～643页。

[11] 戊戌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经大学士徐桐保奏，入京陛见。张曾谋入军机处，并已征得荣禄的支持，但因翁同龢、张荫桓设法阻挠而受挫。此事详见陈庆年《横山乡人日记》（见《近代史资料》总81号，10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邓之诚《戊戌政变实录》（见《骨董琐记》，519页）及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见《碑传集补》卷十二，民国刊本）。政变后张之洞乘机打击翁氏与此直接相关。

[12] 《清德宗实录》卷43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辛丑，《清实录》第57册，674页。

[13] 《上谕》，《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105页；108～109页。

[14] 《上谕》，《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108页。

[15] 转引自谢俊美：《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278页。

[16]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63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

[17] 《张謇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01页。

[18]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戊戌四月二十九日云：“佩鹤来云，虞山（翁）之去，木讷令兄（刚毅）实挤之。”七月十二日又记：“至别墅，适弢甫（翁斌孙）在允之座，谈极久，瓶师（翁）之归，木讷令兄有力焉。”（《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528～529页）

[19] 孙雄：《旧京文存》卷一，民国刊本。

[20] 丁国钧撰：《荷香馆琐言（选录）》，《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253页。

[21] 转引自谢俊美《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一文，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278页。

[22] 谢俊美：《有关翁同龢开缺革职的三件史料》，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279页。

[23] 《孙协揆议陈中丞宝箴折说帖》，苏舆辑：《翼教丛编》卷2，19页，光绪二十四年武昌重刻本。

[24] 《湖南巡抚陈宝箴片》，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231页。按，此处有误。该片应是广东学政张百熙所奏，时间当在戊戌年七月，参见孔祥吉：《读书与考证——以陈宝箴保荐康有为免试特科事为例》，载《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2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28页。

[26] 《清德宗实录》卷455，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壬戌，《清实录》第57册，997页。

[27]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241页。

[28] 《戊戌政变记》的部分章节最早连载于《清议报》（创刊于1898年12月23日）第1—10期中，但这些章节中并无翁氏“荐康”之内容。

[29] 政变后与梁启超一起流亡日本的王照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致犬养毅函中称：“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真密诏，乃康伪作者也。”见《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333页；又1929年4月王照在《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再次揭露康、梁密谋作伪之事。称梁氏“于横滨创办《清议报》，大放厥词，实多巧为附会”，“毁誉任情，令人不觉，因揭宫闱秘事，大半捏造”并言“《戊戌政变记》捏造景帝（光绪）口出恨那拉之言，因此景帝几造不测之祸”。王照还亲闻梁启超与唐才常、毕永年深夜合谋制造谭嗣同血书之事，见《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575页。

[30]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50～251页。

[31]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50页。

[32] 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133～13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33] 《清德宗实录》卷366，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戊午，《清实录》第56册，781页。

[34]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60页。

[3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21页。

[36] 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200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37] 方志钦主编、蔡惠尧助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88～89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按，整理者在识别原文时，似有讹误，兹用方括号注明，供读者参考。

[38] 必须说明的是，此序并不见于康氏诗集。参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195～197页。

[39]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119～1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最大不同是将“众攻谁敢犯，新法独倡先。救国新弥苦，罹灾身遂偏”。改为“弓刀经改试，经济特求贤。变法身为导，罹灾公遂先”。

[4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列国游记》，258～2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1]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119～121页。

[42] 康有为：《南海先生诗集（选录）》，《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342页。

[43] 参见马忠文：《高燮曾疏荐康有为原因探析——兼论戊戌维新前后康、梁的政治贿赂策略》，载《学术交流》1998年第1期。

[44]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149页。

[45] 康有为：《翁文恭书〈易林〉书后》，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192～193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

[46]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36页。

[47]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20页。

[48]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20页。

[49]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2232、2234页。

[50] 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65页。

[51] 康氏在致潘祖荫函中称潘氏“雄略柱天，真气惊牖，胸中纵横九流之学；眼底有纬画八表之思，好士若渴，而能容度外之说，诚可谓魁垒耆艾之大臣也。”致盛昱函云“今宗室中魁垒骨鲠，忧国如家，议论通古今者，惟有公耳”。致徐桐书中言：“以方今公卿耆艾，忧国如家，通古今之学术者，舍公无以为归也。”（参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189～20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52]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31页。

[53] 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66页。

[54] 据张荫桓在《驿舍探幽录》中回忆说：“康应乙未会试，本未入彀，常熟搜于落卷中得中式，有知己感。”（《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492页）查乙未会试被简放的四位主考官中没有翁同龢，翁不可能去“搜落卷”，张氏所说不实。不过，贡士揭榜后，翁氏于是年四月十二日日记中记云：“吾邑中二人，张继良、胡同频。康祖诒亦中矣。”（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801页）此次会试中式者近三百人，翁氏独记自己的两位常熟同乡和康有为一人，说明翁对康氏是格外注意的。考虑到当时翁、张私交较深，张氏为康的考试向翁进行疏通的可能性很大，否则政变后张荫桓不会毫无缘故地把翁与康氏参加乙未会试联系起来。

[55]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32～133页。

[56]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37～138页。

[57] 《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35～142页。

[58]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466页。

[59]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7页。

[60] 《光明日报》1955年7月21日刊载张子扬藏翁同龢致友人书札一通，札中有翁“举荐”康、梁之内容，被视为出翁氏之手的“荐康”证据。但黄彰健先生经过考订，认为此札乃后人伪造，参见氏著《戊戌变法史研究》，150页。

[61]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250、3252页。

[62] 参见《近代史资料》总86号，1～56页。

[63] 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286～2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64]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00页。

[6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12页。

[66] 参见黄明同、吴熙钊主编：《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172页。

[67]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35页；《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152～153页。

[68]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32页。

[69] 《上谕》，《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17页。

[70] 对此，笔者有另文讨论，兹不展开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