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高中、大学……中国近代史都是亿万学子们的必修课。中国近代史内容丰富，头绪万千，但戊戌变法始终都是各级教科书中的“重头戏”，道理显而易见，正如梁启超曾经指出的那样，“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

我之热衷于学习、研究戊戌变法，并非始于学校，而是始于孙家鼐。孙家鼐是有清一朝，在我的家乡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出生，也是江北广大地区唯一的一名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声名显赫，各种传说故事很多，一直是家乡父老教育子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生动教材。当年在家乡读书的时候，教科书中讲到戊戌变法，都是围绕着康梁展开的，只有讲到京师大学堂时才提及孙家鼐。因为正阳中学与孙家鼐家相距不过30公里，有些学生还是孙家鼐家族的后代；平息捻军时期，孙家鼐多次来到淮河中枢正阳关，协助“吏治、战绩为安徽第一”金光筯指挥战斗。所以，历史老师一讲到有关段落，就会抛开课本多说几句，中心思想是，孙家鼐虽然创建了京师大学堂，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北京大学（北大，那可是当年老师激励我们高考的首攻目标啊），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砍头（几年前，我才考证出，林旭去北京担任军机章京前，曾随他的岳父沈瑜庆在正阳关安家，并生活了一段时间。遇难后，贤妻、才女沈鹊应在镇南大堤给林旭设立灵牌，祭奠哭灵。沈瑜庆是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四儿子，时任皖北督销局总办，四品衔。详见《三生有幸再结缘——林旭与沈鹊应的凄美爱情》，《名人传记》上半月，2014年第5期），康梁被迫流亡海外，一些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也都受到了疯狂迫害，只有他毫发无损，仍然受到重用，可见他是一个城府极深、老奸巨滑的投机分子。课堂上教的与父母们说的互相矛盾，让少不更事的我们真分不清孙家鼐是好人还是坏人，该批判还是学习。

1979年8月，我考入海军飞行学院，插上翅膀飞出家乡，从此，便在山西、辽宁、河北、江苏、北京、山东等地生活，一任命运的安排而遨游四方。在不同地区，境遇虽然不同，但只有一样不变，新华书店是我最爱光顾的地方，遇到有关孙家鼐的图书资料，不管贵贱，都会买下来，当时并没有什么企图，只是想多了解一下这个“城府极深、老奸巨滑”的老老乡。1997年夏天，我回乡探亲，一位老同学送给我一本寿县人民政府主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寿县》，书中有一张孙家鼐晚年照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那个时候，我已经转业，人生志向也由从政转变成为当一个文史学者型作家，发表了许多题材、篇幅不等的新闻、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有时一年见报二百来篇（当然也有一稿数投的）。因此，我读完《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寿县》，便产生了研究一下孙家鼐，给他写点东西的念头。从此，就开始进行有目的的收集、研究，重要史料，还做了学术卡片。一晃10年，投入无算，却只字未写。2006年夏天，我再次回乡探亲，另外一个高中同学用摩托车驮着我，专程去柳树茔子寻访状元坟：孙家鼐墓。结果大失所望。孙家鼐墓**然无存，早已变成一片绿油油的稻田！我仿佛是受到强烈刺激：再不给孙家鼐写一点什么，孙家鼐这个人名字很可能也会烂在稻田里。

从何处动手呢？我毫无头绪。好在，那些卡片还在。我翻出卡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组合，细细阅读，意外发现，戊戌变法研究中，不少观念值得商榷：晚清政柄，实权一直握在慈禧太后的手心里，光绪帝始终是个傀儡皇帝，怎么会发生“戊戌政变”？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中唯一幸存的重大变法成果，其对于中国教育的近现代化转型具有奠基石作用，而一些名头颇大的专家却罔顾史实，不做深入细致地研究，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取代严肃、认真、客观、科学的历史研究，粗暴地将其定性为“帝党中的‘右派’”，打入另册；康梁（主要是康有为）一直被认为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但是，他的低等身份，能够有如此巨大、影响全国的号召力？他在变法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扮演什么角色？

带着这些问题，再做思考，又发现，教科书上关于戊戌变法的一些定论是站不住脚的。国内的教科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似乎可以理解，但海外著名的教科书，为什么也是漏洞百出呢？以著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徐中约的巨著《中国近代史》为例，在《1898年的维新运动》一章中，徐教授写道：“礼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协理京师大学堂。”很显然，这句话就有两处“硬伤”：其一，戊戌变法期间，孙家鼐是吏部尚书，吏部与礼部根本不是一回事；其二，孙家鼐是首任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身负创建变法“天字第一号工程”京师大学堂的重任，兼管全国的新式学堂，而不是什么“协理京师大学堂”。

由此，我下定决心，集中两年时间，在研究清楚戊戌变法有关问题的基础上，完成了30万字的、史料性与可读性较高的《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一书，并于2008年8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完成书稿后，我意犹未尽，将研究心得撰写成若干篇论文，陆续在《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上海《社会科学报》和《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山西《文史月刊》等20多家报刊上发表，有些论文还被《中国近代史》（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剪报》、《文摘》（光明日报社主办）等多家报刊转载，产生较大影响。同年10月，我到北京红螺寺，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联合举办的“纪念戊戌变法110周年学术研讨会”，并做了专题演讲和学术交流。

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时代。我认为研究学问要各习一经，反对研究者四面出击、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专家”。这些年来，我研究《史记》，主要是学习、借鉴司马迁的写作经验，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并不为了写论文）；研究纪实文学理论，也是希望推进当代文学的发展，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研究戊戌变法，可能是我唯一的学术色彩较浓的研究方向。而且，通过研究，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纪实文学是运用文学笔法再现真实的人物、事件；戊戌变法及史学研究，则是运用逻辑推理方法来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两者的前提，都是一个真字。真善美，真是参天大树，善、美只是参天大树上绽放的花朵。文学与史学研究，不经意间，却在戊戌变法研究中殊途同归，这与我的追求恰巧一致，不能不说是水到渠成，天公作美。后来，我又在光绪三十三年到民国十一年间重修的《寿春余氏宗谱》里，见到了祖上曾在状元府担任私塾先生、余孙联姻等记载，更加感到，冥冥之中，一切皆有缘！

本书并不想像个老学究那样，皓首穷经，咬文嚼字，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喋喋不休，耗费精力，而是希望就事论理，探索并践行自己倡导的“回到历史现场研究历史”新方法。通过授人以渔，使读者了解、掌握一个鉴别史学真伪的理论武器，从而在庞杂的史学读物中，进一步看清“戏说”、“自说”和“纸说”的真面目。当然，我也希望借此作抛砖引玉，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拷问昨天的假，留下今天的真，应该成为我们这一代学人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

2009年2月19日于大连“一颗印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