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黄逸梵的遗物远渡重洋，出现在张爱玲的家门口。张爱玲一恸不起，大病两个月，直到心情稍微平复后，才有勇气打开箱子，沉重的大木箱被打开的瞬间。张爱玲的思绪被拉扯到童年时代，她隔着门缝偷看美丽而忧伤的母亲在梳妆镜前梳头打扮，闪光的珠宝无法点亮她的脸庞，她的眉头总是紧锁，仿佛春恨秋愁浓缩在眉间。

赖雅费了些力气，把箱子里的遗物初步整理了一下，这其中一件古董花瓶在他们经济困难时被拍卖，所得的八百六十美金很好地解决了夫妻俩的燃眉之急。

当赖雅看着这些遗物时，嘴里不禁轻声感叹：“整个房子里都充满了悲伤的气息。”

张爱玲靠在丈夫的肩上，哭得难以自抑，她掉落在过去的回忆中，彻底被回忆吞没。连她都搞不清楚，她到底是爱着黄逸梵，还是恨着黄逸梵，但是她很明白，无论是爱是恨，她都无法假装黄逸梵是生命中路过的陌生人。

或者，黄逸梵给的爱和恨都是她真实、清楚的人生表达，爱伴随着恨，恨亦是爱的另类体现，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两面，被很好地矛盾地表现出来了。

关于张爱玲和黄逸梵的感情，后世有不少学者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讨论分析，不管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有一点我们都不能否认，即黄逸梵造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张爱玲。当然，这样的造就总是不可避免带着残忍。如果张爱玲早知道因为黄逸梵的影响，她以后将用一支出彩的笔称霸上海文坛，以冷峻刻骨的笔触写尽人事沧桑，我想她是宁可放弃这种“出名要趁早”的机会，也要尝试着做回一个普通母亲怀里小娇客的，尽管张爱玲是这么而说的：

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管有了。

但那时正是张爱玲文学生涯中最风光的时期，她大有资格说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话。彼时，张爱玲用手中的笔写出了上海滩爱恨情仇的浮世人生，写出了人性中被深深掩盖的悲哀与卑猥，写出了人世间聚散离合的无常和错过。她毫不留情地以笔为刃，捅开繁华表象，把血淋淋的事实呈现给读者。在她的笔下，没有完美的人和事，所呈现出来的人物都具有病态的性格缺陷，或者俗气叫人不屑一顾，所写的感情也都是被筛子淘漉后的千疮百孔，因为没有一种感情是完满的。所以她下手写爱情，不是和金钱、权力、利益挂了钩，就是得不到就毁灭的两败俱伤。

这是张爱玲早期作品的鲜明特征：华丽、苍凉、颓废美的语言娓娓道出人生鲜血淋漓的真相。

任何美的事物，在她笔下总包含着不详的谶语，就连被世人公认为最伟大、最无私、最美好的母爱，在她的创作中，也是没有半点温情流露。她把母爱放在灼亮的镁光灯下，将其中可能包含的一丝瑕疵集中起来并成倍放大，然后**裸地晒出来。她本人不会告诉你这样的母亲是好是坏，她之于母亲的角色，本身就离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对母亲的感知全部来自于生活体验，而这样并不愉快的体验，是黄逸梵带给她的。

也许，黄逸梵在母亲这样的角色里过多地扮演了一个旁观者而不是指引者，她是个“兼职”母亲，很好地履行了母亲的“责任”，却并没有把母亲的“柔”与“宽”的感觉带给儿女。如果张爱玲没有那么敏感，她也许感受更多的是黄逸梵的严，而不是“毒”。毕竟是黄逸梵收留了被父亲张廷重施虐后逃离家门的她，并且这以后，也是黄逸梵一手包办了她的衣食住行一切花费。在黄逸梵经济拮据的时候，为了圆张爱玲的留学梦想，她想尽办法，以每次五美金的代价聘用了外籍教师给张爱玲补习英文。

晚年的张爱玲在经历了人生剧变后，终于褪下了一身尖酸与挑剔的长刺，她也和黄逸梵一样回到了平静，缓慢，略带几分凉意的生活中去。也许看透世情的她，终于明白了黄逸梵暮年时的心境，与世事快意恩仇后，同样倒向了从容和平和的处事态度。

人到老年，才肯放下所有心结，这不能不说是上天赐予的一份晚来的体悟，而那份隐忍和洞明，都是年轻时与世界一刀一枪搏斗后，换来的铭心刻骨的晓悟。

然而张爱玲在早期的作品中，已经用了隐晦的笔调，强烈地抨击了黄逸梵。因为被困守而加诸于张爱玲身上的暴躁和难堪，被无情地割碎于作品之中，使得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零碎得表达出了冷漠，残忍，偏执，势力，小气，奴化，面目皆非的特征。

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可以是被金钱扭曲灵魂而泯灭亲情的：

《十八春》中的顾太太眼睁睁地看着二女儿近乎完美的爱情和婚姻将要被无情地断送，却在金钱的**下心安理得地走开了，独自留下曼桢在那呼天抢地。

《花凋》里的郑夫人为了守住自己的私房钱而不肯给女儿治病，眼睁睁地看着女儿“一寸一寸地死去”而无动于衷。

《琉璃瓦》中欲借女儿攀上豪门的姚太太，《封锁》中为获富贵姻亲而培育女儿的吴翠远之母都是在亲情与金钱之中选择了金钱。也可以是长期受到压制与侮辱，人格裂变，暴戾的：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由于长期在婆家遭受人格上的侮辱、情感上的挫折和情欲上的压抑，人性严重扭曲，变得乖戾、暴躁、刻毒、歇斯底里。当一双儿女长大成人后，她的变态心理，愈发不可收拾。

《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养母性质的梁太太真的不在乎葛薇龙的遭遇感受。她不把薇龙当成亲人，反而视之为手中的一名棋子、一项财产、一副工具，好让她能不断吸引更多有钱有权势的男人，以维持她纸醉金迷的生活。

《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太太畸形家教导致女儿靡丽笙、素西斯视正常的性行为为兽行，结果逼死了两个女儿的丈夫。她不但毁了子女的人性，也毁了子女的幸福生活。还有传统世俗的母亲，一手将女儿推进婚姻的火坑中去：

《十八春》中的许世钧之母、吴翠芝之母都是因为门第观念而按自己意愿安排子女的婚姻，丝毫不理会这两个人之间有没有感情，会不会幸福。

《五四遗事》中主人公的三位娇妻之母都是支持结婚反对离婚的女性，即使把女儿嫁给一个多妻主义者也要女儿从一而终。

《倾城之恋》中，女主角白流苏受到兄嫂的刺激后到母亲床前呜咽，希冀母亲替她做主，白老太太只是“一味地避重就轻”，让白流苏回婆家做寡妇，过继个儿子，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张爱玲之所以塑造这些变态的母亲形象，源自从小缺失母爱，因而成年后一再用文字捍卫了对母爱的渴求欲望，她把这种渴望以判挞的文字阐发出来，其实是一种呼唤，一种追求，是内心对母爱无比向往的外在显现。

张爱玲曾这样阐述过她对母爱的理解：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

张爱玲后来在纽约堕掉过一个与赖雅的孩子，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当时没有经济能力和精力来抚养孩子。另一方面，她也深深恐惧后来对黄逸梵的打击报复，她觉得这个孩子会替母亲来向她报仇。可见，她对黄逸梵的感情在以后产生了很大变化，从极怨极恨到极思念极反省。

如果说黄逸梵是流水，居无定形，流无必状，那么张爱玲就是水载托的船。水可以温柔地抚触船身，涤**周身遍布的污垢，顺势引流，将船带向彼岸，也可以在半途中掀起风浪，无情地冲击船身，引它入危险的漩涡边缘。任它在险境里打转挣扎，然后以一个大浪彻底将之拍裂肢解。

幸好，黄逸梵掀起的浪懂得适可而止，她后来赎罪的举动多少消弭了张爱玲心里的怨恨。

“只有隔夜的饭，没有隔夜的仇。”

成熟后的张爱玲终于谅解了黄逸梵，她懂她的自我与独立，因为她们都是自由深入骨髓，一生行走在传奇中的女子。

用传奇来观照传奇，传奇才会肉身不死，精神不灭。

晚年的张爱玲闭门谢客，彻底与这个世界隔断了联系，偶尔有朋友上门探访，却发现她总是面向墙壁，独自一人喁喁私语：“妈咪，以后我一定来找你赔罪，请你在天堂里为我留一条门缝。”

这时，距离黄逸梵离开人世已经三十八个春秋。

这对母女，终于在红尘的尽头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