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十年的演化，寇连材的“事迹”变得越来越丰富了。站在传统的史学立场上，如果强调确凿的证据，关于寇连材的身世，现在能够确定的并不多。主要有以下几点：他是北京昌平南七庄人，祖父名寇怀璧，父亲名寇士通。寇连材原名成元，排“成”字辈，为独子，叔伯兄弟大排行行七；15岁时与顺义张姓女子结婚；光绪十六年（1890年），其父与赵姓财主因地界纠纷输了官司，家破人亡。寇成元遂抛妻舍子，入京自阉入宫，后改名寇连材。[68]至于入宫后的情况，据清宫档案，可以确定的有三点：其一，寇连材于光绪十九年五月初十日（1893年6月23日）入宫，时年17岁；其二，入宫后即在奏事处当差，充最低级的使令太监，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95年11月14日）经总管崔玉贵等奏请，才将其补储秀宫当差，这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其三，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896年3月29日）被杀。[69]除此而外，其他生动无比的细节和“事实”，都是在寇氏死后逐步衍生出来的。

有关寇连材的事迹，还有一种与“烈宦”形象不同的说法。这是一位名叫信修明的太监所知道的情形：

寇连材是奏事处的太监。素与太后掌案太监王俊如来往过密。王被珍妃卖官事牵连，发往奉天充军。寇连材异想天开，想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想上一个奏章，自以为如果太后采纳，可为升官之道，如太后不喜欢，仅是充军奉天，不惟可与王俊如聚首，也是发财之一途。因清朝太监充军外地，人还未到，当地就先有人代办沿路车马饮食费用，到了军所，将军以下的官长无不高看，因是近侍太监，谁也不敢得罪。岂知寇连材上了奏章，不仅没博得太后喜欢，反而获一死罪。

太后宫太监，平日事甚繁忙，无休息之时。每至春正月，按例有五天官假。寇因此告假出宫。在此五天之内，他草就了一个奏章。一天清晨进宫未到司房销假，直接去了颐和园乐寿堂。此处是太后寢宫。早晨太后刚刚起床，正在**坐着梳头。寇连材到窗外跪地，头顶奏章说：“奴才有奏事。”太后惊讶说：“吆，这东西，不是找死吗！”叫李莲英上来，不一会，李进殿。奉旨将寇交刑部治罪。李莲英接过寇的奏章说：“好小子，我们的人会有像你这样出色的？”实际上是讥笑他。清朝规定太监不得干预朝政，不问缘由，押到菜市口把寇连材杀了。奏章并不出奇，交司房存库了。[70]

这段口耳相传的说法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至少一直流传在太监内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受到外界影响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按照信修明的说法，寇连材的奏章“并不出奇，交司房存库了”，那么，这份折子又怎么会流落出来呢，又成为人人欲先睹为快的名篇呢？这里还是有很多可能永远解释不清楚的疑点。

由于一件无法证实的折子，衍生出来一连串的故事和情节。寇连材死去了，历史上却诞生了一位在宫廷斗争中正义凛然的“烈宦”。研究、传承历史，不止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作家、艺术家都是参与者。面对寇连材的“事迹”，人们可能会产生种种联想：“层层累进”的事实是否就是建构出来的？在论证历史学的科学属性时，如何对其中存在的艺术特征加以准确的判断？或许，走向历史深处、探求事实与真相永远是历史学家执著的追求；可是，在一些情况下，从历史的起点出发，顺着时间的方向，考量历史认识（“事实”）增长和演化的过程，知其所以然，也不失为一种精准把握历史的尝试。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 参见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4），1054～1058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246页；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153～15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甘孺（罗继祖）：《寇连材与荣禄》，载《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后收入《枫窗三录》（大连，大连出版社，2000），147～148页；彭长卿：《太监寇连材》、《再谈太监寇连材上折事》，《紫禁城》总第29期（1985年5月）、总第37期（1987年2月）。在一些文献中寇连材也被写做“寇连才”、“寇联材”、“寇联才”，野史中又写做“寇良才”。

[2] 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46～47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

[3] 戚其章：《梁启超〈烈宦寇连材传〉考疑》，载《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另见戚其章：《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406～412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4] 唐益年：《寇连材上书新证》，收入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宫史求实》，411～42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

[5] 春木、精武：《寇连材其人其事》，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后收入任继愈主编：《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第3辑，489～491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上世纪80年代初，寇氏后裔寇长城、寇广兴曾撰文章，叙述其祖上“深明大义，赞助维新，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事迹，参见寇长城：《记维新运动中的宦官寇连材》，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1辑，238页。

[6]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94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28页。

[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479页。当时与汪、吴同时交换过信息的还有梁启超，详见下文。

[9] 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9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31页。

[1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34、736页。

[1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36页。

[13] 彭长卿编：《名家书简百通》，8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此前作者已撰文《太监寇连材》在《紫禁城》第29期披露过该信的内容。

[14] 该件现藏国家图书馆分馆，题为《甲午战争奏折史料》。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引述概要，全文详见戚其章：《梁启超〈烈宦寇连材传〉考疑》，载《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

[15] 参见唐益年：《寇连材上书新证》，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宫史求实》，411～425页。

[16] 《神京杂俎》，载《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五日。

[17] 《凤池染翰》，载《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

[18] 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160～19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蔡乐苏等：《戊戌变法述论稿》，320～337页。

[19] 杨崇伊：《奏为特参侍读学士文廷式记名御史编修李盛铎贪鄙任性请旨查究事》，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录副奏折，档案号03/5338/089，清史工程网，http://124.207.8.21/qinghistory，访问日期，2011年12月12日。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2册，52页。

[21]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887页。

[22]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888页。

[23] 参见佚名：《奏为在营口拿获逃走太监王得福等分别就地正法押解赴配事》，光绪二十二年二月（按，应为四月），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1071/028，清史工程网，http://124.207.8.21/qinghistory，访问日期2011年12月12日。

[24] 《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17册，210～2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5] 《张謇全集》第6册（日记），381页。

[26] 沈能虎、盛宣怀致李鸿章电，转引自钱仲联：《文廷式年谱》，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300页。

[27]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639页。

[28]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廷式上疏参劾军机大臣孙毓汶在对日决策中的失误，言辞犀利。次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时指责文“语涉狂诞”，声言“事定当将此辈整顿”。可知慈禧对文廷式早已成见在胸。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754～2755页。

[2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31页。

[30] 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719～720页。

[31] 《桂林梁先生遗书·感叩山房日记节抄》，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辑，20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32] 《桂林梁先生遗书·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辑，31页。

[33] 《桂林梁先生遗书·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辑，30页。按，翁、潘、徐、孙、许诸公应指翁（同龢）、潘（祖荫）、徐（桐）、孙（家鼐）、许（应骙）诸人。

[34] 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2，《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34页。

[35] 《御史王鹏运奏为时局多艰请暂缓驻跸颐和园事》，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录副奏折，档号03/5561/0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史工程网，http://124.207.8.21/qinghistory，访问日期，2011年12月12日。该折又见况周颐《礼部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惟文字稍异。见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0，《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22～1323页。

[36] 况周颐：《礼部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0，《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23页。

[37] 况周颐：《礼部掌印给事中王鹏运传》，闵尔昌编：《碑传集补》卷10，《清代碑传全集》下册，1323页。

[38] 张正武等编：《王鹏运研究资料》，74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39] 到了民国时期曾有人批评《清史稿》没有为宦官专门立传，遗老金梁辩解说，论者以为应立宦官传，“而所举仅李安等二三人，均已附见纪传，何必专立？余向因寇良材以死谏死，不愿没其人，乃附著于言官传论中，亦足见史事之难矣”。见金梁：《〈清史稿〉回忆录》，见曹芥初等：《虎死余腥录》（外二种），11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4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46页。

[41]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18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2] 梁启超：《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清议报》第1册，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按，明治31年11月14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初一日]出版的日文杂志《日本》第2版，刊载了一篇题为《支那危险の缘由》的文章，承蒙狭间直树先生赐寄该文复印件。该文内容多揭露慈禧揽权、排斥光绪皇帝种种情形。据狭间先生考订，该文是梁启超的投稿，其中提到“当时有宫监名莲才者，谏立太子，西太后处之以斩刑”，这应该是政变后梁氏最早将寇连材事迹与抨击慈禧联系起来的文章。

[43] 梁启超：《林旭刘光第传》附《烈宦寇连材传》，《清议报》第1册，459～460页。

[44] 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收入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24～253页。

[45]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58～259页。

[46] 《康南海复依田百川君书》，《知新报》第84册，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十一日，见《知新报》影印本，第2册，1192～1193页。康有为自编年谱中也重申了这些说法。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2页。

[47] 梁启超：《林旭刘光第传》附《烈宦寇连材传》，《清议报》第1册，461页。

[48] 寿春遗稿：《江南词》，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6辑，275页。1952年张元济在《追述戊戌政变杂咏》中写道：“帝王末世太酸辛，洗面常流涕泪痕。苦口丁宁宣国是，忧勤百日枉维新。”其原注云：“当时内侍尚有忠于德宗者。如寇良材之徒，尝对人言，德宗在宫内，每于无人对坐之时频有叹息，掩面而泣。又言西后性情暴躁，对德宗一言不合，即责令长跪不起。故德宗入觐问安时，觳觫无状。”看来，一向以严谨著称的菊生先生晚年也难免受到野史掌故的影响，对寇氏作为慈禧虐待光绪见证人的身份深信不疑。见《张元济诗文》，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49] 参见刘学照：《清季湖南诗人笔下的戊戌维新》，收入田伏隆、朱汉民编：《谭嗣同与戊戌维新》，60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

[50] 《清代野记》三卷本首次于民国四年（1915年）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题“梁溪坐观老人编述”，以往多认为“梁溪坐观老人”乃桐城人张祖冀（字逖先）之别号，然有学者经过考订认为实乃清末民初隐居无锡的江西新昌籍进士熊亦奇（字馀波）的别称。参见李晋林：《〈清代野记〉作者考辨——兼述清末强学会熊亦奇其人》，载《文献》1999年第4期。

[51] 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35～36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

[52] 许指严：《寇太监》，《十叶野闻》，67～6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53] 参见栾梅健：《掌故小说大家许指严》，载《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下卷，49～60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54] 《内监直言被杀》，《清朝野史大观》（1），94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

[55] 《寇连材之忠谏》，《清朝野史大观》（1），94～95页。

[56] 《寇太监述闻》，《清朝野史大观》（1），93～94页。

[57] 《节录寇连材日记中之所云》，《清朝野史大观》（1），95～96页。

[58] 钱仲联：《张璚映传》，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1311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按：张鸿，号璚映。

[59] 时萌：《曾朴生平系年》，《曾朴研究》，1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0] 曾朴：《孽海花》（增订本），前言（张毕来撰），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1] 曾朴：《孽海花》（增订本），259～260、354页。

[62] 参见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63] 燕谷老人（张鸿）：《续孽海花》，前言（吴德铎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64] 燕谷老人（张鸿）：《续孽海花》，265页。

[65] 参见王元美：《杨村彬传》，杨村彬著、湘乡编：《导演艺术民族化求索集》，503～505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

[66] 参见王元美：《杨村彬传》，杨村彬著、湘乡编：《导演艺术民族化求索集》，503～505页。1980年上海重排演出，同样受到各界重视，史学家也被邀请参与讨论。20世纪80年代，香港邵氏公司出品的电影《倾国倾城》就是以此剧本为基础改编而成的。

[67] 王元美：《杨村彬传》，杨村彬著、湘乡编：《导演艺术民族化求索集》，502页。

[68] 参见春木、精武：《寇连材其人其事》，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

[69] 参见唐益年：《寇连材上书新证》，《清代宫史求实》，411～425页。

[70] 参见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33～34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此书成书时间不详，应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作者信修明20世纪50年代仍在世，该书曾云“到共和改制之后，至今四十余年，世间杀杀砍砍，但不曾见一名太监流了血。”（该书第61页）共和改制后四十余年，应在50年代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