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公众外交战略的内涵与理念

由上可见，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开始认识到与世界沟通的重要性，并已经采取行动，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另一方面，中国在与世界的交流上还存在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向世界说明中国，把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形象传递给世界，为中国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是中国必须面对而且要解决的问题。而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可以为达到这个目的服务。

1．公众外交的内涵

作为一种积极的外交形式，公众外交古已有之，但正式、有组织的公众外交活动则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4月，参战不久的威尔逊政府建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在美国国内营造战时氛围；对外则使世人相信，美国将击败德国军国主义，使世界重归民主与和平。

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为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国国际文化项目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公众外交”（Public Diplomacy）这一术语是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埃德蒙·古里恩（Edmund Gullion）首次使用，以用于命名新建立的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公众外交中心。在默罗中心早期的教科书中，“公众外交是通过公众的态度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它是指传统外交之外的国际关系：政府在其他国家制造公众舆论；一个国家的民间团体或利益集团与其他国家的民间团体或利益集团的往来；对外事务的报道及其影响；外交官与外国记者等之间的交流；跨国文化交流等。”“公众外交的核心是信息与思想的跨国际流通。”

从“公众外交”这一术语诞生至今，世界各国学术界和外交界对其涵义有着不同的看法，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其中尤以公众外交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最具代表性。相对于美国常用的公众外交，英国称之为“文化外交”（Culture Diplomacy），主要是指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对外文化沟通与交流。

美国公众外交咨询委员会在1985年年度报告中指出：“公众外交通过向外国民众解释美国的政策，向他们提供有关美国社会和文化的情况，使他们许多人亲身体验我们国家的多样性，以及为美国驻外大使和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预测外国公众舆论，来补充和加强传统外交。”在这里，美国公众外交咨询委员会着眼于公众外交更深层次的国内社会基础、文化认同与价值内涵，对公众外交的内涵提出了更为深刻的见解。

1987年美国国务院出版的《国际关系术语词典》认为，“公众外交是指由政府主办的、意在引导或影响其他国家公众舆论的项目；主要工具是出版物、电影、文化交流、电台和电视。”

从事公众外交活动近半个世纪的美国前新闻署则认为，“公众外交通过了解、引导和影响外国公众，加强美国公民和机构与外国公民和机构之间的对话，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可见，在本质上属于“低级政治”的公众外交在一个更加开放、灵活的层面运作，但其根本性、战略性意义不容忽视。

《与世界沟通》（Communicating With the World）的作者汉斯·N·塔什（Hans N. Tuch）既是一位有着丰富公众外交经验的资深外交官，又是公众外交研究的权威人士。他把公众外交界定为，“政府在海外塑造美国外交政策推行的沟通环境，以降低由于误解和误判而导致的，使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复杂化的程度。”

根据以上几种颇具典型性的看法可以发现，公众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推动信息和思想的跨国流动，以外国公众为对象的外交活动，强调了公众外交的外向性维度。但仔细考察公众外交相对成熟的欧美国家，不难发现，公众外交还有一个鲜明的“内向性”维度，也就是政府与本国公众在外交领域的互动。“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

在积极推进针对阿拉伯国家的沟通与交流的同时，在外交领域与本国公众的互动明显加强。英国在改革公众外交机构的计划中，设立了针对与国内少数族裔沟通的组织，以使政府与本国公众的沟通更加全面和富于成效性。这就是说，公众外交的核心是与公众的交流，而成功的交流取决于一国政府与本国公众和外国公众两个群体的沟通与对话。可见，公众外交是内向性维度与外向性维度的结合，二者缺一不可。

基于此，从外向性维度考察，公众外交强调的是“对象性”，即一国政府针对外国公众所从事的外交活动，旨在树立本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影响外国公众舆论，塑造有利于本国外交政策推行的国际政治生态，促进他国有利于本国政策的产出，属于一国对外事务范畴。从内向性维度审视，公众外交强调的是“主体参与性”，即在一个日益民主化和开放的世界中，各国公众对本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旨在使本国的外交政策得到本国公众的理解与支持，在对外交往中使本国的国家利益得到更充分、更准确的表达，加强公众对本国外交事务的监督与制约，促进本国外交民主化，属于一国国内政治范畴。只有从这两个维度审视，才能真正厘清公众外交的内涵，制定合理的公众外交战略。

从公众外交的内向性维度审视，政府与本国公众在外交领域的互动涉及公众对政策问题的提出，政策的辩论与最终出台，以及政策执行的反馈等过程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它不可避免地要使一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复杂化，并承受来自民间的巨大压力，这是外交民主化不可避免的代价。从公众外交的外向性维度审视，相对传统外交， 它以形式的公开性、内容的客观性、作用的间接性突显其特征。公众外交的效用等级一般可分为四等，即一国说明其外交政策和政策形成的国内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这种说明为公众所理解——公众在理解的基础上愿意支持其政策——公众形成对一国良好的综合评价，以及对其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的认同。这也是中国涉足中国公众外交研究的母体性起点。

2．中国公众外交战略的理念

作为面向公众的外交，公众外交有其实施的特定难度。成功的中国公众外交战略必须遵守一系列最基本的理念。

第一，任何政策都需要进行充分说明。

中国公众外交战略的根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树立起良好的国际形象，使得本国和世界各国公众能够理解和支持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般来说，外交事务是涉及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复杂问题，普通公众很难解读并理解。因此，政策说明就显得尤其重要。“政策制定者必须记住这样一句话：一项没有解释清楚的政策是不会得到大家支持的。”换言之，任何政策都需要进行充分的说明，这是求得理解与支持的基础。“把好事办好很难”的政策哲理，从一个更深层次提示中国，哪怕是一项拥有良好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政策，也要进行充分的说明。

向本国公众说明外交问题并非易事，向文化差异较大的地区和国家的公众进行说明就更加不易。但也必须认识到，无论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有多大，根植于人类共同情感的基本价值是相同的。要在对对象国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入了解的基础上， 用对象国公众易于接受的方式阐述问题，要尽可能使用通俗、简明的话语，使普通公众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相对充分的信息。

第二，政治文化与外交理念的传输是根本。

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说明是必要的，更要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项具体的外交政策都根植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外交理念之中。从一个更加深刻和长期的视角考察，对中国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传输是根本。这是因为，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相对于具体的外交政策而言更具有稳定性，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和集中反映。对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理解，有益于对具体的外交政策的深入理解和考量。

事实上，由中国首倡的 “新安全观”、“和谐世界”、“和平发展道路”等战略理念，都深刻地蕴含着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性主

题，是中国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凝练化表达，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较好的影响。特别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是成为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广为世界各国所接受。

第三，充分发挥媒体的重要作用。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媒体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国际舆论斗争的能力正在成为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6月，胡锦涛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纵观当今世界传播领域，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不平衡、不公正的现象很突出。极少数西方传媒巨头垄断着国际舆论。与此同时，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被无情地压制，国际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按照西方想要的方式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偏见比无知更可怕”的魔咒不时发作。这样的客观情况，更要求中国重视和积极发挥媒体的作用，打造一批业务水平精深、具有开阔国际视野的新闻工作队伍，深入开展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加强自身传播资源的整合和传播能力的建设，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第四，信息的提供要具有连续性与客观性。

在信息革命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海量的信息所淹没，信息来源的信誉度的高低，成为衡量其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样的客观情况，就必然要求信息的提供具有连续性和客观性的特点，信誉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由于历史原因，“宣传”（propaganda）一词常带有贬义色彩，某些政府的宣传，煽动舆论、欺骗公众、颠倒黑白，给人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虚假的、欺骗性的宣传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最终的败露不可避免（哪怕可以暂时得逞）。小布什政府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的舆论误导及其可耻下场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脚。因此，从一个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在尊重事实、传播事实的基础上，各国的政府和媒体要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狭隘界限，真正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交流的平台，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推动民主、促进合作的积极作用，这才是基于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正确抉择。

第五，克制与倾听的重要性不亚于说明。

公众外交的两个维度均要求中国向公众进行说明。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倾听是中国公众外交战略的又一原则。克制的态度和真诚的倾听是中国有针对性地进行公众外交的前提及其高效能的保证。生硬的态度与急躁的表态只能带来有害的结果。传统外交如此，公众外交更是如此。诚如美国前国务卿克林·鲍威尔所言：“在所有的力量显示中，克制最令人折服。”这是他结束戎马生涯时的一句感言，其中所含的深意更是令人深思。

第六，高素质的外交官是公众外交的宝贵资源。

与公众交流是公众外交的主要运作方式。在海外，外交官具有直接与外国公众面对面交流的优势；在国内，外交官的特殊身份带着毋庸讳言的独特魅力。一个真正的外交官，不仅要完成国家交给的特定政治任务，还要具有与公众交流的杰出才能，架起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公众沟通与友谊的桥梁。过去，在“外交无小事”的政治话语下，中国的外交官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高级政治领域，而对与公众的交流重视不够，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2009年，胡锦涛和温家宝分别在人民网和新华网与网友对话，就中国的内政外交等问题，开诚布公地与世界各国公众进行交流，赢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中国前外交部长杨洁篪在2010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也明确指出“：我们将鼓励我们的外交官，在国内更加积极地走向公众、走入高校、走近媒体；在国外是更加积极地走出去，向各界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和中国对外政策方针。”经受国际洗礼的中国外交官会在与普通民众的交流中体验到一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为世界各国公众了解中国做出新的贡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