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软实力战略辨析：背景、目标、要素

软实力和硬实力的相互结合成为当今国际体系权力结构发展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的持久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需要发展硬实力，更需要强化软实力，发挥二者的综合效能为中国的强盛与和谐世界建构注入新动力和寻求新路径。有鉴于此，需要从宏观、整体的视角对中国软实力战略的背景、目标及其特定的构成要素进行阐释与解析。

一、中国软实力战略的背景

1．硬实力与软实力互动的时代表征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过，历史的用处就是要对当前有所帮助。世界是转化过程的集合体。对人类近26个世纪以来的世界战略总流向的解析，显示出明显的三个阶段性流程，从主体战略看来是军事战、经济战和知识战。在当代，特别是比较漫长的未来世界，将是军事战、经济战、知识战三大战略的交融期。在这个阶段中，经济战是主体，但它的前沿——知识战已经初露端倪，同时，军事战在延续中时时拓展。在三大战略交融阶段，国际社会转化过程呈现出尖锐的政治规定性、激烈的经济竞争性和狂暴的军事抗衡性。然而，知识战的出现将使有形的军事战和无形的经济战在更高和更有风险的水平上推进。知识战是资本对世界的战略性挑战。

三大战略的演进与交融，本质上反映了世界历史发展不断加快。世界历史大时代性向前推进的步伐，标志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依次演进频率的加快。在这样的世界性大潮中，人类承受着历史巨变的冲击，信息化、全球化和民主化三大趋势则深刻地表征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中精神力量对物质力量战略变位的国际战略动向。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互动，正是这种变化的真实写照。

在现时代，硬实力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硬实力的局限性也更为突出地显现出来。“今天大多数大国都发现，相比前几个世纪而言，诉诸武力的代价高昂。这一结果源于核升级的危险，统治其他弱国被民族主义唤醒的民众存在困难，因其他问题破坏互惠关系的危险，西方民主国家公众反对持续过久、成本太高的军事冲突等。”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发展、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迅速攀升的今天，战争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尽管如此，武力成本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武力被淘汰出局。恰恰相反，在无政府体系之中，没有更高一级的政府解决冲突，而最终的手段是自助，终止使用武力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利害攸关的某些情况下，不惜代价动用武力是必要的、正确的。”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从历史上的大国兴衰看，没有一个国家仅靠物质力量的强大而可以持久。“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英国是这样，美国是这样，即使是经历解体命运的苏联也曾是这样。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之所以能形成追随它的阵营，并不完全是凭恃军事强权强行推动的结果，还在于它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全新的文明形态。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选择苏联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国内选择的结果，而并不完全是慑于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冷战的表面是两大阵营的政治军事对峙，深层则是双方以价值观、文化等在内的软实力较量。

综上所述，软实力重要性的提升，是历史发展和国际体系变革的趋势使然。软实力在国家兴衰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都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注重和加强自己的软实力，软实力竞争成为国际竞争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领域。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顺势而动是战略选择的基本点。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对历史大势推涌出的软实力进行战略性考量。

2．物质性向社会性成长的阶段演进

社会性和社会化是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范畴。社会性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社会化则生动地展现着人与人之间互动所涉及的范围扩大、层次增多的

历史进程。随着经济全球化向纵深方向加速发展，国家间复合相互依存度也在快速提高，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也在加快。

国际政治社会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包括由于经济全球化与贸易关系而形成了各种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而狭义的国际政治社会化主要指不同民族国家由于足够的交往，形成了某种国际政治文化，而这种文化反过来由发源地向周边其他国家扩大传播，这个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

与国际政治社会化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就是民族国家的物质性成长与社会性成长。所谓民族国家的物质性成长，是指一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发展壮大，是硬实力在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过程中辩证的统一，是一国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换言之，只有具备了保持较高水平的物质性成长能力，一个国家才具备了成长为一个大国的物质基础。对于在国际社会中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而言，“在国际政治社会化程度较低的时期，物质性成长几乎代表了大国成长的全部；在一个封闭的异质性国际体系条件下，物质性成长能够决定一个强国的成长未来。”

物质性成长的重要性无可厚非，但社会性成长的重要性更不容忽视。如果细密地考察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很难找到纯粹物质性成长的国家，哪怕是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也是如此。从一个终极的意义上说，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诞生在国际社会之中，成长都有社会性的一面，而且重要性逐渐增加。所谓民族国家的社会性成长，是指一国在物质性成长的同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逐渐增加，并融入其中的过程。对于大国而言，“必须以主流的国际规范、国际法等国际政治文化为依据，从维持和建立反映时代要求的世界秩序为出发点，将履行国际规范与国际责任界定为国家重要利益，运用合法的国际交往手段谋求综合国力，建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与国际威望。”

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物质性成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年至2008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8%，比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快6.8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GDP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位，更是达到了位于第二位的日本的78.6%，比2005年提高29.3个百分点，经济总量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2006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0663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也大幅提升。197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2.3%，到2007年上升到19.2%，超过世界所有国家。比美国高3.5个百分点，比欧元区高6.3个百分点，比日本高11.7个百分点。

物质性成长是社会性成长的前提和基础。在物质性成长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迅速加快，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世界主要大国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存在，必须审慎协调与中国的关系。世界各国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涉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离开中国的参与是无法解决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建交国数量变化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建交国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8个增加到现在的170多个。从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来看，中国与当今世界主要大国的互动逐步到位，双边关系的内涵更加明确，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6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中美全面合作关系（2009年），以及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各种对话协商机制的建立，如中欧战略对话（2005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2006年）。从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来看，作为当今世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是“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发展五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以及20国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双边或者多边（如G8+G5）的框架下，与

这些国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沟通和对话，共同解决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向世界发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获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已经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心态冲出社会性成长的起跑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加速跑。伴随着崛起速度的加快，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对全球和地区性问题的参与会越来越多，这就需要中国政府以更加务实和稳健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公众以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心态来看待这些问题。

不可否认，这样的历史性进程中会伴随着种种不适应状况，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挫折和阵痛。但这样的进程，也将是锤炼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使中国公众的民族心理变得更加成熟、理性、和平、宽容的进程。如果将这二者叠加起来，就是很多学者多年来一直呼吁的“大国心态”的构建。

3．国家利益维护与拓展的思维转变

2008年12月18日，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中国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十七大阐明的“十个结合”。其中，第八个结合就是：必须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思维和对外政策在不断的调整中逐渐走向成熟。加快自身发展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是中国战略考量中的两个关键点。发展是前提和根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能够做出贡献的水平。改革开放前的30年，受制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强调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实现发展的根本基点。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国依然强调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但把顺应国际形势，积极参加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摆上了更加重要的议事日程。这就要求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速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认真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坚持趋利避害，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战略思维的转变，让中国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信心十足地提出着眼于21世纪中前期中国的伟大目标——“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在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快速融入国际社会，是21世纪初对世界影响最为重大的历史进程之一，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中国会以何种方式融入国际社会？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可能带来何种影响？针对国际社会各种不同的反应，2005年12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清醒地知道，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走和平发展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中国今天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来强大了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综上所述，战略思维的转变要求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与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战略目标的确定让中国明确差距、更加奋发向前；发展道路的选择，让中国更加深入地思索，走好这条道路的基本要求。毫无疑问，这都对战略谋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归根到底，中国必须把软实力战略纳入到中国的大战略框架中，在提高改革发展的质量，加速硬实力增长的同时，更加注重软实力战略的构建，以软实力谋求硬道理。

（本章完）